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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特使如何行事

——新京报记者专访三位中国特使,解密中国的特使外交思路

2014年08月03日 星期日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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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3日,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与埃及外交部长法赫米会面,呼吁各方进行政治对话。
2014年7月25日,中国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孙玉玺大使在喀布尔举行中阿媒体见面会。
2011年12月8日,在南苏丹首都朱巴,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会见南苏丹总统基尔。

  就在特使布莱尔引发关注之际,中国近期也频频派特使出访国际热点地区进行斡旋沟通。中国首任阿富汗事务特使孙玉玺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外交部对特使外交展开新思路,要通过常态性特使更好发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

  目的

  增强中国话语权

  设立特使是国际通行做法,今年中国特使越来越多出现在国际热点事件舞台上,从中东到阿富汗再到非洲。

  “我最近19天访问了中东地区8个国家,涉及两个热点问题,一个是伊拉克的ISIS极端分子动乱,一个就是巴以冲突。”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对新京报记者讲述了他最近这次斡旋中东热点问题的经历。

  近日,中国首任驻阿富汗事务特使孙玉玺也刚刚完成对阿富汗的访问。他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目前阿富汗处于比较敏感复杂阶段,中国希望在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次出访主要磋商阿富汗政权和平过渡的问题。

  阿富汗事务特使是中国政府于今年7月任命的最新常态性特使,中东问题特使则是中国政府任命的首位常态性特使,于2002年设立,如今已是第三任。

  孙玉玺认为,过去设立特使多有秘密磋商性质,如今中国特使外交呈现一个新趋势,那就是要扩大对中国的宣传,在国际社会上体现中国作用。

  据吴思科介绍,之前的特使多是执行一次性任务,代表元首或政府参加庆典、葬礼或处理突发事件。与此相比,常态性特使是一种外交机制创新,当初设立这个特使是因为中东热点和突发事件多,除正常双边外交关系,还需要一个更灵活、反应更快的机制。

  之后,中国在一些敏感复杂又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地区事务上也安排了常态性特使,发出中国声音的同时,也更好地保护中国利益。例如,朝鲜半岛事务特使、非洲问题特别代表、亚洲事务特使等。

  曾任非洲问题事务特别代表的刘贵今对新京报记者表示,非洲事务曾经看起来很远,但越来越多中国人去非洲务工,中资企业进驻非洲,中非贸易总量不断增加,非洲与中国利益日益密切,如果不积极参与非洲事务,怎能保护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利益,所以设立非洲问题特别代表很有必要。

  方式

  资深外交家行走全球

  设立特使意在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发挥更大影响力,那么什么人才能担任特使呢?吴思科表示,常态性特使需要精通本地区事务,在本地区有一定知名度。刘贵今还指出,特使需要有良好的外语水平,要直接用外语对话,这样便于和对方打交道、交朋友,因为通过翻译毕竟会打一些折扣。

  翻开中国特使的履历,不难发现他们多是资深外交家。吴思科曾在中东多国任大使,还曾担任亚非司司长。刘贵今则一直在非洲国家任大使,还曾任非洲司司长。孙玉玺在印度、阿富汗都曾担任大使,精通阿富汗及其周边事务。并且,他们均精通一到两门外语,能与对方直接沟通。

  效果

  热点问题发挥更大作用

  过去10多年间,中国常态性特使这个外交“奇兵”在一些热点问题上不但发出中国声音,还赢得国际社会认可,同时也让热点问题相关国家越来越希望中国能够更多参与进来,发挥更大作用。

  刘贵今举例说,当年,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我们利用与苏丹政府的良好关系,向各方施加影响而不是压力。苏丹起初对联合国和非盟派维和部队很抵触,但在中方和作为特别代表的我的斡旋下,最终接受派维和部队。虽然这个问题不是某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但是中国确实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对于这样一份肩负发出中国声音、奔走各国、斡旋四方的艰巨工作,吴思科笑称,担任特使是一份只有荣誉,没有报酬的工作,但是他很愿意为国家外交贡献自己的力量。

  特使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特使与大使仅有一字之差,同样作为中国派驻国外的外交使节,特使究竟特殊在哪里?

  职责特别有针对性

  刘贵今表示,大使负责中国与派驻国家的所有外交事务,而特使则关注特定问题,例如,他当时专攻达尔富尔问题。在负责某一问题的同时,特使还可能负责该地区其他热点问题,他当时还负责交涉索马里和刚果金事务。吴思科也表示,起初中东问题特使专注巴以问题,现在中东热点问题都需要关注和通盘考虑。

  身份特殊有“特权”

  而且特使还有一些特权,这也为其进行外交提供便利。孙玉玺表示,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国家元首派出的特使一般在副总理级别,政府总理派出的特使一般是部长级,外交部派出的特使一般是副部级。特使会受到较高礼遇,甚至可以被到访国首脑接见。孙玉玺和吴思科在最近的出访中,均与这些国家首脑会谈。

  正因专注特定问题,且身份特殊,特使多能对热点问题快速出击。吴思科以最近出访中东为例解释说,“特使机制反应迅速,小分队行动,说走就走,我到了伊拉克,很快他们便安排我会见伊拉克总理和副总理。我阐述了中国立场,以及对伊拉克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支持。我还与他们交涉了中国民众最关注的中资企业安全问题,我要求对方加强保护中资企业,因为中资企业在伊拉克也是对其经济的支持。对方反馈很积极,表示配合,他们也不希望中资企业撤离。”

  沟通方式特别更有效

  吴思科说,特使可以与各方面打交道,谈问题更加灵活,加沙冲突爆发后,我与各个利益方均进行接触交涉,包括哈马斯。刘贵今也表示,他在处理达尔富尔问题上,不仅与苏丹政府打交道,还要与叛军交涉。

  特使的工作主要是劝和化解,吴思科指出,特使在交涉问题时,话语要灵活,不必要使用纯外交语言,这让对方更好接受。说服各方时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别人能够听得进去的方式说服,例如在劝说哈马斯时,我要向他们摆道理,让其认识到如何将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结合好。

  刘贵今也表示,特使的立场是代表中国官方的,但是语言和方式可以是自己的,这样便于沟通,与西方特使沟通时,我会更直白,与西方媒体沟通时,我不会仅仅是传达外交口径,而是理论联合实际的语言,要用外国人听得懂的“外语”,让他们了解中国的立场。

  特使不仅要与政府层面进行交涉,还担负通过公共外交传播中国外交理念的责任。刘贵今表示,要与媒体广泛接触,特别是西方媒体,接受采访,让他们了解中方立场。例如,我去英国访问时,曾去研究院和议会进行演讲,和议员直接对话。吴思科此行也与中东媒体和学者广泛接触。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晓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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