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们的声音：战争无法赢得和平(1)

　　7月8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起军事行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这个长期为民族冲突、战争所困扰的苦难之地，再次成为全世界的焦点。毫无疑问，战争是所有在以色列写作的人都无法回避的主题——不论是以色列的犹太裔作家还是巴勒斯坦穆斯林作家。战争爆发后，阿摩司·奥兹、大卫·格罗斯曼等著名以色列作家都迅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还为西方主流媒体撰写时评，以期获得更大的国际影响。

　　埃特加·凯雷特

　　以色列正在开展两场战争

　　过去一周，我越来越频繁地看到和听到“让以色列国防军赢”这个口号。它被发表在社交媒体上，被喷在墙上，被当作口号喊出来。当然，这句口号不是针对哈马斯和国际社会——它是说给以色列人听的，它包含着过去十二年里指导以色列的那种扭曲的世界观。

　　它包含的第一个错误论断是，有一些以色列人在阻止军队取胜。这些假定的“破坏者”可以是我，我的邻居，或是任何质疑这次战争的前提与目标的人。据说，正是这些胆敢对政府的行动提出质询或表达担忧的人，这些试图用烦人的社论文章和呼唤人道主义及同情的失败主义论调来捆住军队手脚的怪胎们，是唯一妨碍以色列国防军获得完美胜利的力量。

　　这一口号包含的第二个观点要危险得多，它的意思是以色列国防军事实上能够赢。“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些无休止的导弹”，许多以色列南部的人不断地在新闻上说，“只要我们能终止这一切，一劳永逸地终止这一切。”

　　12年来，五次军事行动（四次发生于加沙），我们还在使用这个令人费解的口号。在每一次行动中，右翼政客与军事评论员都会指出“这一次我们必须要全力以赴，一战到底，直到终点。”看到他们在电视上发表这些言论时，我不禁自问：他们为之奋斗的终点到底是什么？以色列的军队可以赢得战斗，但以色列人想要的和平与安宁却只能通过政治上的妥协来实现。

　　有时你会感觉以色列正在开展两场战争。一方面，军队正在打击哈马斯。另一方面，将其阿拉伯同事称为“恐怖主义者”的政府官员及在社交网络上威胁和平主义者的恶棍则正在迫害“内部敌人”：任何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毫无疑问哈马斯对于我们及我们的孩子构成了安全威胁，但难道喜剧演员Orna Banai，歌手Achinoam Nini，还有我的妻子、电影导演Shira Geffen也是威胁吗？只是因为他们公开表达了对伤亡巴勒斯坦儿童的悲痛，他们全都受到了充满恶意与仇恨的鞭挞。这些针对他们的极端性攻击难道也构成关乎我们生死存亡的抵抗吗？还是说它们仅仅是一阵仇恨与狂怒的爆发？

　　（摘自7月25日《纽约客》）

　　阿摩司·奥兹

　　以色列的“双输”处境

　　我想首先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要是你的对街邻居在阳台上坐下来，把他的小孩抱在腿上然后朝你的婴儿房开枪，你会怎么做？第二，要是你的邻居为了劫持你的家人，从他的婴儿房里挖了一条地道直通你的婴儿房，你会怎么做？

　　或许你要问，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我的回答是，界限是摧毁哈马斯的地道，严格遵循只打击哈马斯目标而非其他目标的原则。但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那些地道系统错综复杂的，并且很难找，它们都藏在公共和私人建筑物中——这意味着难免会有平民伤亡。

　　你或许要问，那个“将孩子抱在腿上”的比喻真的合适吗？加沙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而哈马斯的驻地无疑也有平民区……是的，这就是哈马斯的策略。所以说以色列面临着一个“双输”处境。对哈马斯来说，不仅以色列的人员伤亡越多越好，而且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也是越多越好。

　　你若问我这一次的地面行动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我想我必须说有些时候是过分了。但我必须重申，和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我希望这次打击行动继续下去，直到摧毁哈马斯的地道和导弹的目标完成为止。如果不这么做，我们还有什么选择？

　　我的建议是和马哈茂德·阿巴斯接触并接受他的条件——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以色列与西岸和平共存：在耶路撒冷设立两个首都，一个双方都同意的领土边界修订计划，将大多数犹太人定居点从西岸撤出。我想当西岸的人开始生活在繁荣与自由中时，加沙人迟早会对哈马斯做出当年罗马尼亚人对齐奥塞斯库做的事。

　　我相信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不相爱，但尽管咬牙切齿，他们会接受以色列的犹太人不会搬走这一点，就像大部分以色列人，会接受巴勒斯坦人也是哪儿都不去这一点一样。这不是什么蜜月，但可能会像捷克与斯洛伐克当年一样，是友好的离婚。

　　（摘自7月30日《德国之声》对奥兹的采访）

　　大卫·格罗斯曼

　　以色列人依然无法自由呼吸

　　随着战争的演化，问题不在于套子中每天发生的恐怖事件，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竟然在这个套子里困了一个世纪？对于我来说，这才是在最近一轮流血战争中要追问的关键问题。

　　既然我无法追问哈马斯，我能追问的只有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我要问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前任们：自上一次冲突以来，你们何以浪费了这么多年，没有开启对话、甚至没有表示出一丁点与哈马斯对话的意愿，没有做出任何改变我们残酷现实的努力？在过去的几年中，以色列为什么拒绝和巴勒斯坦人当中更温和、更愿意对话的那部分人开启谈判？换言之：为什么以色列政府几十年来都无法跳出套子来思考呢？

　　我不知道此刻巴勒斯坦人（包括加沙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我确有一种感觉：以色列在成长。悲伤地、痛苦地、咬牙切齿地，但确实在成熟——或者说，被迫成熟。尽管头昏脑热的政客和政治评论员还在发表好战言论，尽管右翼暴徒还在对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发起暴力攻击，但以色列的大多数民众却正在变得清醒。

　　左翼日渐认识到对以色列的潜在仇恨——不仅因为占领而起——还有来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仇恨。我同时希望右翼那一方，能认识到军事力量的局限性，认识到即便是像以色列这样强大的国家也不能为所欲为，认识到在我们身处的时代不存在直截了当的胜利，认识到战争中只有失败者。巴勒斯坦人的苦痛是战争无法解决的，只要加沙人所感受到的那种窒息感一天不解除，我们以色列人也无法自由呼吸。

　　（摘自7月27日《纽约时报》）

　　（下转B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