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并未失败

　　今年是一战百周年，全球关注检讨一战相关的议题，一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也是讨论的重点。近日，历史学家唐启华利用新披露的外交资料，写出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919年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原因之一即与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及其引发的五四运动密切相关。

　　近年学界的研究，对北洋外交多有肯定，包括中国参加欧战，派遣华工赴欧等，都有正面的评价。至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成败，及其对国内的影响，至今尚有争议。迩来与陆征祥相关的外交档案出土，对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提出与以往历史诠释不同的看法。

　　巴黎和会，硕果累累

　　中国和会外交方针相当灵活，在和会争取到的成果，远超出中国的国力以及对一战的贡献程度。

　　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中共提出四个要求，即《山东问题说帖》、《希望条件说帖》、《德奥条件说帖》、《废除中日民四条约说帖》，主张山东德国权益应直接交还中国、改正列强在华种种条约特权、中国对德、奥和约应列条件之意见以及废除所谓二十一条等四件事。

　　过去学界认为中国在和会只有德奥条件一事算是成功，其他三事则山东权益未能争回，废除民四条约及希望条件两项说帖和会皆未受理，因此是“外交失败”。近年研究则指出除山东问题之外，中国在和会收获不少，主要有：参与国际联盟盟约的草拟，并加入国联成为创始会员国，为日后在国联的表现奠基。拒签对德和约，但后来与德国单独议约，签署第一个平等新约。在和会签署对奥、匈、保三个和约，收回部分条约特权，又签署《国际航空专约》。希望条件说帖是中国第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对不平等束缚的不满，为日后中国要求修改条约争取平等国际地位重要的宣示。整体而论，中国在和会外交不能算失败；若拉长时间，考虑到后续的发展，许多和会提出的问题，陆续得到较好的解决，和会外交的成果更可以肯定。

　　最近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评价中国在和会外交的成败，必须考虑到北京政府外交政策的演变，由一战期间之亲日，到参战后逐渐转向“亲日联美”，战争结束后进而转变为“联美制日”，迨巴黎和会中山东问题“外交失败”，许多国人认为遭美国“背叛”，北京政府认为联美失败，转为修补中日关系。

　　由于一战期间日本独霸东亚，借口英日同盟，出兵山东攻占青岛，进而提出二十一条要求，逼迫中国签署中日《民四条约》，在山东问题上中国承认日德间的协议结果。迨袁世凯帝制失败身死，北京当局外交上不得不亲日，并试图借此取得日援达成统一的梦想，乃有1918年9月山东两条铁路合同及换文，让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取得坚强的法理地位，中国只能依赖日本多次宣言将会把胶州湾归还中国之善意。

　　1917年美国对德绝交宣战，中国也乘机追随对德奥宣战，取得了参与战后和会之入场券。1918年1月美国宣布十四点和平原则后，中国朝野大受鼓舞，外交部频频讨论如何援引威尔逊宣言公理战胜强权之主旨，在和会提出摆脱条约束缚之希望条件，以及收回胶州湾的可能。10月中旬一战胜负已定后，外交部指示驻美公使顾维钧试探联美，得到美国当局善意回应，并要中国将希望提出和会之问题先期见告。北京政府于11月初将中国准备提出和会条件三类：一、关于土地之完全，二、关于主权之恢复，三、关于经济之自由，请顾使与美秘密接洽。这个草案范围相当广泛，主要是：收回租界租借地、取消驻兵权、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退还庚款等。美国对中国的试探，响应积极迅速而明确，并极力赞助中国参列和会，愿助安排陆征祥赴欧船只等，北京政府大受鼓舞，电告顾维钧：中国决定与美国一致行动，依恃为唯一援手，并陈述苦衷，要求协助废除《辛丑和约》。事实上，中国对欧战贡献很有限，而拟在和会提案的范围却很广泛，固然展现中国朝野对追求平等自由国际地位之愿望，但牵涉到太多战胜国在华之特权，相当不切实际。

　　11月28日北京外交部对代表团提出第一份全面的和会训令，主要分普通原则、希望条件及对德奥条件三部分。整体观之，训令的基本原则是：追求平等国际地位、与美国保持一致。平等国际地位包含：对日平等、对列强平等（如希望条件各款）及对德奥平等（如德奥条件各款）。与美国保持一致则是当时中国外交主要策略，然而这个策略要付出与日本对抗的代价。训令中并没有要在和会中针对胶州湾及《民四条约》提案，可见当时北京政府在山东问题上，打算依据中日成议解决，更没有废除《民四条约》的想法。可以推断当时北京政府希望能依赖日本善意，收回胶州湾；依赖美国善意，提出希望条件并废除《辛丑和约》。

　　然而，美国真正想做的是利用中国钳制日本在东亚的扩张，挑战它不承认的《民四条约》及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对于中国的希望条件，充其量只是同情，却又不允许中国脚踏两条船。中国和会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在启程前夕被迫做出抉择，只能“联美制日”，一步步走上中日对抗的道路。

　　1919年1月8日，北京政府修改训令中希望条件部分，着重铁路统一问题，拟借重英美资金，组成国际银行团，以门户开放之名，打破日本势力范围，收回日本控制诸铁路。此举突显北京政府内亲美与亲日势力的对抗，引发激烈派系斗争。

　　总而言之，要评价中国在和会外交的成败，必须考虑整体国际外交局势中的美日在东亚的竞争，及中国外交方针的抉择与演变，甚至于中国内部的派系竞争。大致而言，中国和会外交方针相当灵活，在和会争取到的成果，远超出中国的国力以及对一战的贡献程度。

　　美国力挺，中国获利

　　最近的研究指出，即使是山东问题，中国外交也不算是失败。

　　和会期间中日竞争山东，日本坚持应先由它继承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再由中日谈判如何交还中国。依据是日本对德国作战的贡献，尤其是出兵攻占青岛。加以中日之间已对日本继承德国权益有成议，而英法等国也与日本订有密约，承认日本在山东的地位，日本的事实及法理依据都十分坚强。

　　北京政府对代表团的训令中，并无在和会提出山东问题的指示，部分代表团成员如顾维钧、施肇基及王正廷等，则多次建议应利用美国的支持，在和会提出山东及二十一条问题，和会开幕前夕陆征祥也同意了。当中国代表提出山东德国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时，日本代表团十分惊讶，认为中国背信。

　　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在和会十人会中的山东问题发言，十分精彩，中国似乎居于上风。但是日本坚持“条约神圣”，逼迫英、法等国实践承诺。美国对华之助力，则受英、法牵制及意大利威胁退出和会的影响，日渐削弱。最后日本又提出在国联盟约中写入“种族平等”原则，严重威胁到威尔逊最关心的成立国际联盟问题，美国不得不在英国调停下对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做出妥协。决定对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但日本要对将来归还中国之条件做出承诺。

　　4月30日三国领袖会议，决定德国前在胶州及山东省所有各项权利一概放弃，交于日本。日本代表则做口头声明：日本自愿担任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还中国，惟将前允德国之经济特权暨在青岛设立特别居留地权保存之。各铁路业主，专为保护营业安宁起见，可用特别警队，以华人充之，各路所选日本教练人员由中国政府委派。日本军队应于最早期间撤退。简言之，日本保证归还胶州主权给中国，将只继承德国在青岛的经济特权及其他普通权利。威尔逊对此声明表示满意，三强决定将日本建议条款纳入对德和约156-158条。

　　由于日本之口头声明，并未公开，中国代表团直到6月初才看到会议记录。而国人只知道对德和约的条文内容，咸认为中国“外交失败”。

　　巴黎和会对山东的安排，不能只看对德和约156-158三条，还要加上日本的声明内容；美国总统威尔逊致力约束日本所得，英国努力协调，日本已做出许多让步，但因国家体面考虑，坚持不肯将归还胶澳给中国形诸文字，只愿在会中做声明，保证归还青岛主权，限制山东经济利益，而美国又一再强调不承认1915年、1918年中日成约。这样的安排，日本仅得到了面子，先取得对胶州湾租借地的自由处分权，再与中国谈判归还条件，而有关归还条件的内容，及限制山东经济利益，已经做了宣示保证，并有美、英、法三大国做保证，对中国而言，其实颇为实惠。然而中国朝野希望可以直接无条件收回青岛租借地及德国在山东权益，对于得到间接有条件收回并不满意，加以当时舆论喧哗及政客扭曲，绝大多数国人以为和会对山东的安排，仅是对德和约之三条而已，遂坚持不保留则拒签。事实上，后来在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基本上依照巴黎和会的方案解决，学者多认为是外交胜利。

　　另一方面，日本也不认为自己在巴黎和会上获得胜利。日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虽得到《凡尔赛和约》之山东条款，勉强维护了面子及国家荣誉，又得到北京政府签约的承诺，似乎胜券在握；然而中国代表团却在民意舆论压力下，违背政府训令，拒签对德和约；加以民间激昂反日情绪，让北京政府不敢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悬案化。而美国国会不批准对德和约，让山东问题国际化，日本很是苦恼。加上山东问题完全违背威尔逊原则，以及公布中日密约，都让日本国际形象大受损伤。此外，日本提案的人种问题无法通过，以及在和会上由三巨头主导的情况，也加深日本尚未被白人列强圈认可的自卑感；若说中国在和会“外交失败”，日本方面却看不到有什么“外交胜利”的喜悦，日本民族主义感受到相当的挫折感，而中日、中美关系恶化，更是苦恼。

　　□唐启华（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