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待解的“非洲危局”

　　专栏

　　在非洲，疾病不单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环境和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又卡住了社会、环境问题。而如果埃博拉沦为恐怖袭击“武器”，它造成的失控恐难以估量。

　　最近，美国史上首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对当今世界形势作了言简意赅的评论：“这是一个乱局”。她指的是乌克兰“内战”，民航客机被击落，加沙战事，伊拉克告急，叙利亚内战。国际政治关系中的战争冲突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而一个更险的世界危局，正在潜潜并行。埃博拉，把我们看了几十年的危机灾难片，生生演成了现实。

　　受困埃博拉比成战争难民更可怕

　　非洲灾区，一堆人身着太空服一样的连体防疫服，只有镜片后面似隐似现的眼睛，真是说不出的恐惧。一旦严重到区域封锁，你都要羡慕战争难民可以逃离战区。你走不了，只能眼看自己被死神阴影慢慢笼罩。

　　两个感染的美国志愿医护人员，正在距离我几十英里的艾默雷大学医院。他们开始使用从烟草蛋白提取的血清治疗，情况出现转机。从埃博拉病毒1976年首次被发现，大批科学家就在寻找疫苗，这个名为Zmapp的血清在政府资助下研发，在有限数量的猴子实验中相当有效，但是人和猴子还是两回事，新药推广到人类使用，是非常谨慎的过程，此药至今并没有被批准用于人类，用在危急病人身上，在美国合法，联合国并不支持。即便可以用于非洲灾民，实验阶段的血清还非常少，完全不足应付灾情。

　　说起西非的不卫生，对疾病的无知，这些情况距离我并不很远。埃博拉是一种出血热。我就在另一种出血热的疫区生活过。那是埃博拉病毒首次被发现的几年前，我生活的小村里突发流行病。我们睡大通铺，紧挨我的一个小伙伴就中了招，症状像感冒、高烧，我去给她端碗面条，进屋只看见她从头到尾闷在一床被子里，抖得像筛子。我赶紧去医生家——幸而有一对在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夫妇，因家庭出身不好被赶到山村定居。我这才得知：这是出血热，也就是鼠疫，没有特效药，只有保守疗法，就是全靠自身抵抗力。小伙伴扛过去了，小小山村却死了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医生的独生子。落户之后一年，我们慢慢才知道，这里不仅有阵发鼠疫，还是90%的结核病区和梅毒病区。可是我们只能稀里糊涂继续过下去。

　　在非洲，疾病不单是医学问题

　　这次感染埃博拉的两名美国人，一名是教会义工。这让我想起华裔美国医生徐俊作为教会义工援西非的故事。

　　徐俊一行是4月19日到的几内亚比绍。埃博拉已经蔓延，虽说当时几内亚已经有七十多人死亡，塞内加尔已关闭和几内亚的边境，但他们坚持前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治疗过的几百病人，在重见他时，只有两人有微笑，其余人没有任何久别重逢的反应。他们被重病折磨，挣扎在死亡线上，没有多余的一丝一毫心力。

　　当地还没有沦陷于埃博拉时，徐俊遇到的还是常见病：疟疾、严重腹泻、各种性病、各种严重皮肤病等等，还有特定的非洲病，照徐俊说法“品种繁多”。这个因当地有教会而“幸运”、每年有医生去义诊的地方，所有的病，都必须积攒拖延到那一年中的短短几天才有望纾解，可是义工人力有限。

　　徐俊从自己的美国病人和教友那里募款有限；他从美国一个慈善机构和一些药厂取得免费药，但带去的药品种类数量依旧有限。最后“面对病人渴望的眼睛”，不能不给药，有时只能“违心地给些维生素”；有的开了药方，送药钱让他们去买药，但“大部分的现金，病人不是去买药，而是去买食品。”那些有幸拿到药的，很可能病没好药就断了。这已经是最幸运的一个点。绝大部分地区连这点救济都没有。

　　对非洲的此类慈善行动经年累月，但还是杯水车薪。正如徐俊所说，在非洲，疾病不单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环境和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又卡住了社会、环境问题。非洲国家政局动荡，几内亚比绍“一个总统往往一两年就被推翻。我去年来之前六个月，总统就被几个将军不经审问，直接从办公室拉到河边枪毙了，然后重新举行大选。”“任何一届总统当务之急是巩固政权和全面捞钱，老百姓的福祉是没人关心的。”这也成为埃博拉肆虐的一个基础。

　　现在媒体已经在用“失控”形容埃博拉在西非的情况，它还是体液传播，最可怕是哪天出现空气传播的病毒、或者没有克星的超级细菌大面积传播，另外，专家还在担心，这些都可能成为恐怖袭击者有意利用的“武器”。那才是真的全面失控。

　　□林达(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