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勒：为女性发声，是我很重要的工作

　　【上海书展作家访谈之一】

　　巴特勒是那种对读者很好的作家，他为每个索要签名的读者都签的是全名，这当然也无形延长了他的签售时间。马上就要到70岁的他看起来神采奕奕，身材没有变形，走起路来步伐矫健，每次谈话前还会记得往嘴里倒一小颗薄荷糖。他丝毫不避讳自己结过五次婚的事实，还会很开心地问，“你昨天看到我太太了吗？”“看到了，她可真漂亮。”“是呀，她可真漂亮！”巴特勒开心极了，这么样的一个家伙，真是一点都不像个摩羯座。

　　不过说起自己的专业，巴特勒立即变得正经了起来。他已经有了30年的教授创意写作的经历，关于自己曾经教授过的学生们，他有很多话想说。比如他提到，很多学生知道成为作家第二至第十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却不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比如他认为艺术不是来自思想、思辨，而是来自梦想开始的地方，来自无意识。不过这些都不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作为普利策奖的得主，20多年前写就的那本《奇山飘香》，如今飘到了中国。在这本短篇小说集里，巴特勒全部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从越南人的角度去看越战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他逼视着战争、关注着这样一群人，有人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会关注这样一群人，他激动地说，“如果我都不关注他们，就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了！”

　　越南人的声音，一直在我身体里

　　新京报：《奇山飘香》你讲述的是一群今天住在新奥尔良的越南移民的故事，当年是什么机缘让你发现了这批人的存在呢？

　　巴特勒：想要讲这个，我还是得倒回去，讲一讲我和越南的故事。你知道我曾经被派往越南，在那之前，我参加越南语的培训，我学会了他们的语调。我说越南语很流利，我到那里的第一天，很快就爱上了那里的文化。

　　新京报：这可不容易，从你的书里看，其实当时大部分的美国士兵，更多的是想要赶紧回到故土，他们对越南并没什么情感和好感。

　　巴特勒：是的，我想我会越南语可能帮了不少忙。但是语言肯定不是唯一因素，我也很爱中国，虽然我只会说，你好，谢谢，几个简单的词汇。但我和越南人民真的有着非常深入的接触，我和他们非常亲近，农民、渔民、警察……5个月之后，很多美国士兵开始回家，我们将于1973年全部离开，战争是在1975年结束的。我则来到了西贡，进行翻译工作，住在一个老旧的法国宾馆里。在西贡的7个月里，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每一个午夜之后，我一个人在街上散着步，这个城市看起来依然是精神抖擞的，没有人看起来要去睡觉，然后我就和那里的人们聊天，他们把心打开，将我热情地迎到家里面，这样我得以进入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文化。我学习和领略到的可不仅仅是他们的文化，还有那里的人们的心灵。

　　新京报：所以语言是很重要的。

　　巴特勒：当你学习一个新的语言的时候，你不仅仅只是学习了语言，你还得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有了新的名字，你自己过往的部分就被隐藏起来了，作为作家你有机会用另一种方式去看世界。后来我回到了美国，曾经是一名商业报道的记者，做了18年。其间我也一直在写作，但我觉得它们不够好，一直没有拿来出版。直到我开始出版第一本书之后，我得到了教授创意写作的工作，这份工作离新奥尔良大约有200英里的路程，所以我就变得有机会经常去新奥尔良。

　　新京报：你就是这样发现了生活在那里的越南移民？

　　巴特勒：是偶然的机会，我在那里有朋友，然后发现了越南的移民。虽说那时我才开始写作这本书，但是，那些越南人的声音，一直就在我的身体里，并且穿过我的身体。但是我甚至无法告诉你其中任何一个角色的原型是从何而来，他们产生于无意识。

　　这本书自己书写了自己

　　新京报：我觉得这本书有趣的一点是，你在写作时常常使用第一人称，而且全部都是越南人的视角去诉说。这其实是不太寻常的，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写的关于越战的作品，他们习惯于从美国人的视角出发。

　　巴特勒：是的，而且我不仅仅是从越南男人的视角，很多时候还是一个越南女性的视角。当我穿过越南人的家门，来到他们面前时，我看到的可不仅仅是男人，也不仅仅是我的同龄人。文学其实是要找到一些普世价值的情感，这种感受发生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身上。但这并不是说，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抱着要囊括所有人想法的念头去写，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在写作的过程里，是这些人纷纷涌向了我。这本书其实是自己书写了自己。

　　新京报：坦白讲，在读这本书每一个故事的过程里，我是很伤感的，发生在这些人们身上的故事各不相同，但都因为曾经的战争而遭受磨难。但是每个故事在读到结尾时，总有峰回路转的感觉，里面的主人公都有看上去不那么糟糕的结局，都得到了内心的安宁。

　　巴特勒：是啊，我试着回想有没有哪个故事的结尾是真正的只有忧伤，好像也没有，我想你是对的。顺便说一句，这让我自己也感到吃惊，这些故事看起来都在最后有了某种“回转”，但是其中没有一个的“回转”是我有意为之，一切事情在最后都是自然发生的。绝对不是我说“哦，我要让这个故事看起来有戏剧性！”所以我安排这样的一个结局。我进入这些人物，进入他们的故事，但是结局如何，其实是他们向我展示的。

　　我的有些作品很女性主义

　　新京报：《格林先生》那篇是我读完有些伤心的故事，格林先生是女孩外公养得一只鹦鹉，被女孩一路从越南带到美国，我觉得这只鹦鹉就像是女孩的外公。终于有一天，女孩扭断了鹦鹉的脖子，这和前面的情节是呼应的，女孩小的时候，是不忍心看母亲如何扭断麻雀的脖子的。

　　巴特勒：要理解这个故事，得先明白她的外公对她意味着什么。她的外公总是在强调，女孩是不重要的，说她不可以进入祖堂，不能祭奠自己，就因为她的性别。格林先生就是女孩外公的化身，在女孩小的时候，她觉得麻雀是她的小朋友，所以她不忍心看到它们死去。但是现在鹦鹉变成了她的外公，她用这种方式，其实是取得一种“胜利”吧，我觉得这是一篇很女性主义的文章。但是你们在读的时候，不要去带着这样的解读去读，只要感受这个故事本身就够了。

　　新京报：这很不寻常，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男性作家愿意关注女性的命运。

　　巴特勒：是的，可我的一部分名声恰恰来自为女性而发声，我认为这个部分是我很重要的工作。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