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两个世界的革命通信

　　从赵汀阳、德布雷的对话中，可以发现理性与情感、利益与感觉、现实与理想的分野，尽管他们有着共同的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省，但他们在对于一个现代型的国家治理如何可能的认识上，却有着殊途同归的共识，赵汀阳汲取的是前现代的温情与和谐，而德布雷重视的是现代世界之中如何形成连带感的元素，他的言论或许不那么“政治正确”，却有着相当大的政治解释效力：“一个国家没有感觉，它只有利益，但一个民族拥有心脏和感情（一个政治领袖应该懂得如何在这两方面衡量）。必须通过欣快的伟大神话来动员一个民族，尤其是在生活的条件和收入悬差极大的地方。……神话的功能正是要团结分散的人民、不同利益的阶级（把一堆变成一体）以及激发所有人的能量。只有幻境才能使人前进。”质言之，感觉世界在政治动员和治理中的作用，远远超过冷冰冰的理性。这真是一场卓有成效的“革命对话”。

　　□书评人 唐小兵

　　“革命”，这些年知识界的一个热门词汇，知识人之间异见迭出、纷争不已的一个分水岭。远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近如作家韩少功的《革命后记》等，都在以个人化的方式重构中国革命。而中国学者赵汀阳与法国左派学者德布雷（拉美革命中格瓦拉的战友，后转向文学、媒介学研究）关于革命问题的六组通信集《两面之词》，也将跨语际对话聚焦在“革命”这一关键词。

　　赵汀阳 革命的警惕者

　　赵汀阳对革命持有更负面的看法，他更多的是从革命对人性造成的败坏、对原有和谐的社会秩序造成的颠覆，以及革命动摇了生活世界的意义秩序等角度来反思革命。他基本上认为革命是非理性的狂欢，尽管有着一个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但在现实主义的政治实践中，这种乌托邦往往无法着落到地，甚至可能因追求这种乌托邦而造成民族的集体心灵创伤。

　　赵汀阳面对革命的复杂态度和情感，其实也是相当多中国知识人共有的暧昧情绪。在他们看来，一方面“革命的那种暴风骤雨式的行动方式放大了力量感、信仰、激情、爱情、友情和命运感，使人卷入一种改变世界和创造历史的直接感受。”革命似乎创造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真实图景，并使卑微的劳动者从现实的泥淖中探出头来，彼此联动，共同呼喊，形成了一种全球或区域范围内的心灵连带，凡俗的生命突然被赋予了超凡入圣的神圣感，短暂的个体生命被瞬间提升到一个具有永续感的历史脉络之中。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的赵汀阳，同时迅速警觉到革命的“非理性”以及“永恒轮回”。赵汀阳说：“在情感上，我同情革命，因为追求理想不是错误；但在理性上，我谨慎地看待革命，因为革命不可能实现理想，反而会破坏正常生活所需要的秩序、规则和价值观。”关键是当历史闯入个体的生命世界时，支配个人或者群体的更多是冷静的理性还是动人的激情？

　　德布雷 积极看待革命的理想

　　作为一个从革命硝烟中走出来的思考者，德布雷超越了这种经院哲学般的两分法，也没有学院知识分子固有的“书生气”（其实质是不接地气）。德布雷坦然其对身边的微小事情的兴趣，远远超过对构建一个宏大体系的兴趣，他的历史感与现实感都超乎寻常，能够以直接的方式谈论相当棘手的问题。

　　对于革命，他的评价没有赵汀阳那么负面。从消极的层面来说，他认为革命并非世人所论造成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深层断裂，在从传统到现代世界的延长线上，德布雷看到了奇怪的悖论，比如“反对滥用权力的无政府派起义最终会导致一个更强硬、更集中的政权”，比如“革命自以为是地自称要成为国际主义革命，……但革命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空前巩固。”德布雷相当敏锐地指出，“集体心态或历史的惯性，就称民族特性吧，它们的寿命往往要长于那些以为只需要操作群众运动和简单的口号就能消灭旧时对现时影响的狂人想象。”

　　从积极层面来看，德布雷说自己并不认同赵汀阳对革命后果的悲观论，虽然他理解后者的心情。在德布雷看来，20世纪的革命信仰也让一些流浪者、愤世嫉俗者或冒险者在全球范围里感受到了类似的博爱。革命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或者冷战的意识形态，让革命者“以一个共同的理想、以分享梦的名义走到一起，而不是为了做生意赚钱。”在德布雷的理解之中，做生意形成的纽带是脆弱的弱联系，随时可能被替代并且常常被庸俗的讨价还价所困扰，而干革命形成的却是休戚与共的强联系，能够超克金融资本主义的虚假性和霸权体系。从这一点来看，后革命时代的德布雷仍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

　　政治革命过气了，技术革命正当道

　　德布雷并未被这种理想的气质改造成不切实际或者陷溺在可悲的自我专注之中的“情怀党”人，相对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德布雷更愿意谈论静悄悄的技术革命对人类生活的颠覆性影响。

　　他说，“唯一跳出星球运转的循环意义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不复返的。有了电流后就不再用蜡烛，有了汽轮船就不再用帆船。互联网和集装箱更实际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种事物才是真正推动历史的火车头，是唯一保证了不可否认的和不可逆转的进步（无论是好或者坏的进步），虽然总是被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忽视（他们真不应该藐视工程师）。最具颠覆性的革命是没有人鼓吹、没有人策划甚至没有人宣布过的。它们既没有领袖也没有旗帜，静悄悄地踮着脚尖，默默无闻地往前走：活塞·电流·数字化。”

　　尽管如此，德布雷仍旧不愿意舍弃对“革命意义”的动人书写，作为一个法国出身的左派，他在骨子里就怀疑所谓的“理性”，我们可以在他之前加上萨特、福柯、德里达、马尔库塞等一长串的法国学者名单，像雷蒙·阿隆这样强调政治理性的学者在法国的文化传统中从来就是边缘的。德布雷认为知识分子对革命行动的非理性主义的担心，是一种杞人忧天，没有想象和神话的动员，没有历史的宏大叙事和创世纪的革命图景，革命何以可能？改变何以实现？革命图景是照亮并刺穿灰暗现实的必需品，“如果没有了鼓舞人心的乌托邦和带劲头的信念，我们的社会将就地腐烂而变得无聊透顶。”而生活其中的个人，就会变成“庸庸碌碌的管理者”。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法国已经不再有真正的革命，“假性怀孕结束了！”民主取代革命成为关键词，普遍的平庸替换了对理想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