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怎样“设计”改革的

　　专栏

　　在改革探路中，不断出现思想意识冲突和人事斗争。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他作为最高决策者，最终都做出了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抉择。

　　1976年，中国开始进入持续数年的历史转折期。期间连续发生“四人帮”被捕、恢复高考、包产到户、真理标准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知青回城、平反冤假错案等标志历史转折的重大事件。在历史转折中，有一位发挥关键作用的人物，那就是邓小平。

　　跳出观念与人事多重阻力羁绊“摸石头”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内不同政治主张和政治力量数年的反复较量有了结果，改革开放的政策得以全面推行，尘埃落定，中国不可逆转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最近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反映的就是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及邓小平在这段历史中的所为与所思。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思想意识的改和革。思想意识后面还有利益的纠葛，有领导层的人事安排。因此，改革从一开始就阻力重重。要突破“两个凡是”，得有思想意识的改革，所以有真理标准大讨论；改革要有人领导和政策执行者，就需要有从最高领导层开始的全面的人事更替，已经播出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前几集，就是围绕着“小平复出”这一最高领导层人事更替核心问题而展开的。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和推行者。众所周知，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并非一开始就有设计好的明确目标和方向，而是一步步试验、探索的。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有个重要特点：民间探索，改革派理论总结，获得作为最高领导者的邓小平的首肯后形成政策，再逐步推广，全面展开。在此过程中，民间探索是在实践上对旧有思想意识的突破，改革派理论总结是在理论上对旧有思想意识的突破，这些都曾遭到守旧者的围攻乃至围剿，所以改革过程中不断出现思想意识冲突和人事斗争。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他作为最高决策者，最终都做出了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抉择。

　　改革中不可忽略“民间探索”的力量

　　民间探索是改革开放的最初动力。以改革开放启动的三件大事——包产到户、个体经济、对外开放来说，其动力都来自民间。

　　包产到户自上世纪50年代农业集体化后就一直存在呼声，在经济困难时也曾允许或默许小规模、有条件地打折试验，但因其不符合旧思想意识认定的“集体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要求，一直得不到认可。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1978年冒险搞包产到户并最终能够突破思想意识的阻碍，获得合法性，有很现实的原因——财政压力。

　　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后来回忆，最初提出包产到户，压力不小，它之所以还是要实行，是因为要解决吃饭问题：“原来的政策和制度实行了几十年之后，首先引起了农业经济危机……8亿农民中，贫困人口占2.5亿。”在此背景下，对此建议，邓小平表态说：困难地区可以搞，搞错了再回来，有什么了不起，有饭吃就可以不搞，没饭吃就搞一搞嘛。从此就开了个大口子。”

　　包产到户推行过程一波三折。被认为思想解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仍然规定“不要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还刊登质疑包产到户的张浩来信和编者按，直到1982年争议才结束。数年之争能有结果，还是“农业经济危机”和“让农民自己解决吃饭问题”这样的现实问题起了决定性作用。

　　与包产到户相似，知青回城无法安排工作，只能允许他们“自己搞饭吃”，这才有个体户和私营经济。而开放政策的推行，与持续不断的“逃港潮”有关，成立经济特区，邓小平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话：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很多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都是解决现实问题需要中央“给政策”，是现实倒逼改革。而邓小平是作为思想开放的改革者，在上层因应民间呼声、“上下互动”推进改革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邓小平当年为改革开放确立合法性、说服思想僵化者的说法是，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实现共同富裕，即改革开放是摆脱“均贫”，实现“共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发现“均贫”状况的确已经摆脱，但离“共富”的目标仍有距离。这不是说，邓小平的改革与共富背道而驰，但它却是对新历史转折期提出的改革破题要求——中国的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展开，经济改革使社会财富增加，可在此之外，也不可忘了推进财富分配的公平。

　　□洪振快（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