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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怎样“设计”改革的

2014年08月16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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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在改革探路中,不断出现思想意识冲突和人事斗争。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他作为最高决策者,最终都做出了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抉择。

  1976年,中国开始进入持续数年的历史转折期。期间连续发生“四人帮”被捕、恢复高考、包产到户、真理标准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知青回城、平反冤假错案等标志历史转折的重大事件。在历史转折中,有一位发挥关键作用的人物,那就是邓小平。

  跳出观念与人事多重阻力羁绊“摸石头”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内不同政治主张和政治力量数年的反复较量有了结果,改革开放的政策得以全面推行,尘埃落定,中国不可逆转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最近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反映的就是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及邓小平在这段历史中的所为与所思。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思想意识的改和革。思想意识后面还有利益的纠葛,有领导层的人事安排。因此,改革从一开始就阻力重重。要突破“两个凡是”,得有思想意识的改革,所以有真理标准大讨论;改革要有人领导和政策执行者,就需要有从最高领导层开始的全面的人事更替,已经播出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前几集,就是围绕着“小平复出”这一最高领导层人事更替核心问题而展开的。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和推行者。众所周知,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并非一开始就有设计好的明确目标和方向,而是一步步试验、探索的。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有个重要特点:民间探索,改革派理论总结,获得作为最高领导者的邓小平的首肯后形成政策,再逐步推广,全面展开。在此过程中,民间探索是在实践上对旧有思想意识的突破,改革派理论总结是在理论上对旧有思想意识的突破,这些都曾遭到守旧者的围攻乃至围剿,所以改革过程中不断出现思想意识冲突和人事斗争。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他作为最高决策者,最终都做出了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抉择。

  改革中不可忽略“民间探索”的力量

  民间探索是改革开放的最初动力。以改革开放启动的三件大事——包产到户、个体经济、对外开放来说,其动力都来自民间。

  包产到户自上世纪50年代农业集体化后就一直存在呼声,在经济困难时也曾允许或默许小规模、有条件地打折试验,但因其不符合旧思想意识认定的“集体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要求,一直得不到认可。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1978年冒险搞包产到户并最终能够突破思想意识的阻碍,获得合法性,有很现实的原因——财政压力。

  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后来回忆,最初提出包产到户,压力不小,它之所以还是要实行,是因为要解决吃饭问题:“原来的政策和制度实行了几十年之后,首先引起了农业经济危机……8亿农民中,贫困人口占2.5亿。”在此背景下,对此建议,邓小平表态说:困难地区可以搞,搞错了再回来,有什么了不起,有饭吃就可以不搞,没饭吃就搞一搞嘛。从此就开了个大口子。”

  包产到户推行过程一波三折。被认为思想解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仍然规定“不要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还刊登质疑包产到户的张浩来信和编者按,直到1982年争议才结束。数年之争能有结果,还是“农业经济危机”和“让农民自己解决吃饭问题”这样的现实问题起了决定性作用。

  与包产到户相似,知青回城无法安排工作,只能允许他们“自己搞饭吃”,这才有个体户和私营经济。而开放政策的推行,与持续不断的“逃港潮”有关,成立经济特区,邓小平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话: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很多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都是解决现实问题需要中央“给政策”,是现实倒逼改革。而邓小平是作为思想开放的改革者,在上层因应民间呼声、“上下互动”推进改革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邓小平当年为改革开放确立合法性、说服思想僵化者的说法是,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实现共同富裕,即改革开放是摆脱“均贫”,实现“共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发现“均贫”状况的确已经摆脱,但离“共富”的目标仍有距离。这不是说,邓小平的改革与共富背道而驰,但它却是对新历史转折期提出的改革破题要求——中国的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展开,经济改革使社会财富增加,可在此之外,也不可忘了推进财富分配的公平。

  □洪振快(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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