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与荷兰人的战争

　　17世纪，荷兰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殖民帝国，不但在与英国的竞争中胜出，还取代了昔日的殖民霸主西班牙。1624年，荷兰在台湾南部海岸修建了热兰遮城堡，台湾也逐渐发展成为荷兰最富有的一座殖民地。而这时，在与清朝对抗中遭遇挫败的郑成功也将目光瞄向了台湾，他将成为荷兰人在远东最强劲的对手。

　　1662年初，经过九个月的激战，郑成功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带领手下将领战胜了如日中天的荷兰人，拿下了台湾。郑成功是如何做到的？史景迁弟子欧阳泰的第二本关于台湾的专著，《1661，决战热兰遮》详尽地叙述了这一过程。

　　荷兰人若不犯错即可取胜

　　历史研究的技术与视野似乎不能兼。欧阳泰的《1661，决战热兰遮》就属于这类作品，作者的谨慎和背景的宏远不成比例。

　　欧阳泰一度相信：明军在数量上拥有十倍的压倒优势，胜负没有悬念可言。一千多荷兰人即使将海军算上，数目也少得可笑。明清战争的任何一方只要有意，随时都能荡平欧洲人的据点。荷兰总督府早在十年前就预测到：郑成功一旦在大陆战争中失利，就会觊觎台湾避难所；但他们毫无办法，只能坐以待毙。然而，军事细节使他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勤奋与渊博。当然，这里面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因素。同时代的东西方史料不能等量齐观，前者通常只有泛泛而谈、无法核对的文学性描绘。作者对意大利战争以来的军事技术演化了若指掌，这些细节决定了战争的成败。荷兰人的要塞和帆船凝集了欧洲近代早期军事革命的精华，在层次上远远高于明军。如果殖民者的领袖没有犯下严重的错误，他们本来可以取胜。如果明军没有获得欧洲变节者的技术和情报，甚至不会有机会利用敌人的错误。

　　荷兰人的三角帆船依靠复杂的帆索体系，能够逆风行驶，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度使郑成功濒临精神崩溃。郑氏无疑是东亚走私贸易的王者，他的船只布满从长崎到澳门的航线。清军畏郑成功舰队如虎，输掉了南京战役以前和以后的每一次海战，坐视郑家从闽浙海岸搜走了四倍于鲁王和唐王的赋税，最后只能强迫沿海居民撤退到内地。然而，郑成功的舰队在荷兰人面前没有胜算。如果不是飓风恰好摧毁了北线尾沙洲的堡垒，明军一开始就无法闯进鹿耳门。英勇的克劳森船长冲破了绝对优势的明军包围圈，从巴达维亚带来了十二艘荷兰战舰。欧洲海军的速度和机动能力无可匹敌，完全可以在台湾海峡切断明军补给线，置已经开始缺粮的郑成功于绝境。

　　揆一选择了自杀性决策

　　这大概是延平王毕生最危险的时刻，因为他没有掌握撤回金门、厦门的制海权。他以前跟清军作战时，即使在陆上惨败，逃亡的海路始终在他的水师控制之下。然而，揆一愚蠢地放弃了自己的优势。他选择正面近战，用援军补充自己的队伍。这无异于将海战变成准陆战，将优势奉送给人数多的一方。揆一选择了敌人都没有指望的自杀性决策。从这一点看，他的十年徒刑并不怎么冤枉。此事和鹿耳门风暴加在一起，决定了战争的命运。郑成功完全有理由据此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荷兰的加尔文主义者有没有深入挖掘另一个泽兰省（热兰遮）陷落的神学意义，不得而知。

　　揆一的朋友在三级会议为他辩护，强调他苦守孤城一年多的难度。然而，三级会议没有辜负贤明的盛誉。荷兰的宿敌西班牙人在突尼斯和摩洛哥经常只有几千驻军，一再击破土耳其和摩洛哥的数十万大军。较之明军，穆斯林战士的素质并不逊色。欧洲人天生就应该以寡击众，正如亚细亚帝国就应该以多取胜。揆一在类似情况下不能取得同样或更好战绩，就是他的失职。郑成功在南澳岛基地训练出来的私家军队号称铁人，战斗力不是腐败的明朝正规军所能比拟的。他们身披重铠，刀枪剑戟样样精通。郑成功本人武功了得，虚荣心很重。他亲自上阵，向两军将士炫耀飞马连射的绝技。看来，《三国演义》描绘的那种大军等于观众的场面并不是小说家向壁虚构的产物。这些确实非常出色的表演仅仅赢得了数百名欧洲观众的嘲笑，镇江和宁波的满洲将领是不会如此轻佻的。我们不必奇怪：国姓爷一再勃然大怒，甚至屠杀俘虏泄愤。

　　郑成功几乎全军覆没

　　荷兰人的自信有其道理，因为军事工程学的奥秘在东方仍然不为人知。热兰遮的大炮火力猛，射程远，精度高。棱堡和炮位相互配合，实现了交叉火力的全方位覆盖。郑成功部队掌握了火枪齐射的技术，已经比大部分清军强很多；但远不能跟纳骚亲王的步兵操练相比，他的火炮也没有荷兰火炮射程远。他没有意识到双方军队的质量差距，或者原本就打算不计伤亡，贸然进入自己的火炮死角和敌军的火炮范围，几乎全军覆没。

　　郑成功没有足够的给养。他原先的作战方式接近流寇主义，依靠行动迅速、军容浩大震慑毫无准备的州县，迫使他们自动投降，然后掠夺浮财和物资，弃空城而去。清军驻防部队赶到时，只剩下必须救济的饥民。这种方法使清军对付明朝正规军的大部分技术都丧失了作用，也使他无法建立可靠的地方管理机构，白白浪费了军事胜利造成的许多有利机会。张煌言和众多遗民都批评他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甚至因此怀疑他对大明的忠诚；但这更有可能出于海上走私集团的本性，他们条件反射地认为海盗贸易是任何远征的唯一正当目的。而且，海盗贸易者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难以见容于士大夫，使郑成功缺少文官储备。根据司徒琳的说法，他即使在占领台湾以后，也只能实施军事统治。

　　郑成功很可能像丰臣秀吉在朝鲜一样，以为荷兰人的物资就是为自己准备的，现在大失所望。他的知识储备只剩下屯田这一招，前线只留下三百人。与其说是围攻，不如说是侦察。可想而知，屯田的效果很差。这主要是出身和行为模式的问题，走私者和农民兵的性格完全不同。后来台湾的垦殖，仍然少不了招募流民。无论怎样解释，次年春天的郑军已经处在饥荒的边缘。巴达维亚曾经遭到爪哇土著王朝的围攻，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解围的。正在这时，揆一的愚蠢抵销了郑成功的轻率。

　　以廉价的生命和诡诈的手段获胜

　　即使援军失败，热兰遮的防御仍然是坚固的。据说，要塞的陷落最终仍然必须变节者。任何一邦都出不起东方大皇帝的高价，购买或盗窃他们的关键技术并不特别困难。郑成功有自己的洛迪斯中士，他是郑军当中唯一精通欧洲兵法的人。明军在城外的高地照样修筑棱堡，荷兰人没有足够的人力阻止他们。棱堡一旦建成，就不会再有任何援军入城，荷兰人的投降只是时间问题。洛迪斯的战术酷似突尼斯战役。二十万土耳其人也是用同样的办法，攻陷了两千西班牙人据守的果莱达要塞。

　　热兰遮战役是中国和西方的第一次交锋，但并不是东方和西方的第一次交锋。远东形势孤立，远离世界秩序的焦点。经典的东西方冲突主要发生在中东，至多包括印度。三千年来，这些冲突的基本模式似乎变化不大。两套故事情节交替出现。或是寥寥无几的西方精锐横扫人数众多的乌合之众，以征服者姿态统治驯服的东方。或是狡诈的东方君主利用谋略和西方的弱点，以数十倍群众大军的代价歼灭了少量的西方精英军队。这两种模式交替出现，没有一方是注定胜利的；但东方总是依靠更加廉价的生命和更加诡诈的手段，抵消西方更加原创的技术和更加勇敢的精神。热兰遮战役虽然是西方的失败，却没有超出古老的模式。这个结论是作者不敢提出的，但他的材料给东方读者留下的印象就是这样。东方读者有权不受作者的限制，直接将问题引向更危险的地方。

　　□刘仲敬（武汉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