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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三十年:在历史转折处潮涨潮落(1)

2014年08月23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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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迟

  提着水果和文件包,徐迟走进医院病房。房内,数学家陈景润正在纸上写写算算,他刚从助理研究员直接提升到研究员。

  “这可是好事啊!小平同志钦点你,可不只是单单为你一个人的事,你呀,代表的可是一批人呐。”徐迟笑着对陈景润说。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已经完成。迫不及待,徐迟给陈景润读起了这篇文章:“自从陈景润被选调到数学研究所以来,他的才智的蓓蕾一朵朵地烂漫开放了……”该文在《人民文学》杂志刊发,人们排队购买,争相阅读。

  这是热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片段。现实之中,《哥德巴赫猜想》被称为报告文学的“报春燕”,紧随其后,报告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蔚然成风,于上世纪80年代迎来黄金时期。

  在历史转折处,报告文学的创作也发生“转折”:上世纪90年代经济大潮席卷而下,报告文学独立性、公共性慢慢丧失,主要分化为史志性报告文学和应邀写作的宣传性报告文学,二者各得其所。新世纪以来,则走向失衡、含糊不清、鱼龙混杂的“迷途”。

  1978年文学舞台上的主角

  1978年1月,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正式发表,让人们猛然间认识到了报告文学的力量。时至今日,谈及报告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多是这部作品。

  “其诗化的叙述语言、生动感人的情节设置以及对知识分子的重新肯定等,勇敢地突破了‘文革’十年强加于文艺的种种条框,从而使这部作品在当代报告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标志性的意义和价值。”回顾1949年后的报告文学发展历程时,报告文学评论家李朝全写道。

  文中,徐迟还以含蓄的笔触揭露“文革”,比如,他写道:“庄严的科学院被骚扰了,热腾腾的实验室冷清清了”。文章发表时,政治气候转暖,全国科学大会即将召开,知识分子将受到真正的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已提上日程。这一年,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第三次历史剧变发生的一年。前两次剧变是1911年辛亥革命、1949年共和国成立。

  在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炳银看来,《哥德巴赫猜想》之所以影响深远,作品本身之外,还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1978年,人们刚走过是非颠倒的年月,视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对很多问题仍然心生迷茫,徐迟在写陈景润的过程中,以其“独特的、勇敢的、接近真理的表达”,树立了知识分子不懈追求真理的形象,具有强烈的社会性。“这是徐迟先生这部作品最重要的意义。”

  李炳银认为,这体现出报告文学的本质。“报告文学本身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学,是文学和新闻的结合,关注社会热点,关注社会脉搏跳动最活跃的地方。这样一来,作品也会反过来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甚至会忽略作品的文学性。”

  除了社会效应,《哥德巴赫猜想》对于报告文学的创作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吸引了一大批作家、诗人、记者投入进来,使得报告文学蔚然成为时代潮流。仅以知识分子题材为例,黄钢以李四光为主人公写下《亚洲大陆的新崛起》,柯岩发表《船长》,陈祖芬写内燃机专家的《祖国高于一切》一炮打响,黄宗英也创作了《小木屋》等。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最终得以确立。

  对此,李炳银甚而认为,由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推动,报告文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占据了文学舞台的中心,报告文学作家是其中当仁不让的“主角”。

  1978年1月,《哥德巴赫猜想》正式发表,让人们猛然间认识到了报告文学的力量。时至今日,谈及报告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多是这部作品。

  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黄金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各种社会问题、矛盾冲突渐露端倪,报告文学作家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社会。“那时候,作家的敏感度,对现实的关注度,比现在要强得多。”李朝全对记者说。

  作家关注的,既有法制建设的问题,又有婚姻家庭的问题,还有城市交通、用电、住房问题,更有环境保护问题等,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写作,厦门大学教授谢泳总结道:“当时,报告文学承担了相当多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相当于今天的深度报道。当时关注社会现实最敏感的不是教授,不是学者,而是报告文学作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称为报告文学的黄金时期。《报告文学》杂志,发行量一度超过20万份,而且大多为个人订户。李朝全认为:“在‘文革’结束之后市场经济来临之前那样一个电视、数字传媒尚不普及,网络尚未发育、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年代,这些直面现实特别是揭示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接连发生了轰动性效应,在全社会都产生了相当普遍的影响,也为报告文学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和地位。”

  1988年,作家赵瑜6万字的报告文学作品《强国梦》,全文刊载在《当代》杂志上。这部作品揭露了体育界的种种弊端。赵瑜曾是运动员,对体育多有关注。“我从晋中南这一个区域,看到金牌逐渐围墙化,围在一个相对专业的举国体制里面,群众性体育愈发受到冷落,体育改革迫在眉睫。”赵瑜从脚下的土地出发,完成了对全国体育体制的剖析。

  赵瑜称自己为“民族化的中国作家”,不局限于一个区域,而是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来观照、剖析社会问题。写完《强国梦》后,他又写出了《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构成“中国体育三部曲”,后来还着手写作“革命三部曲”。“报告文学是不是一定要表扬,或者一定要批评?这都是表象,更应该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坚守独立思考、独立写作,有自己生存的一席之地。”赵瑜说。

  除了时事热点问题,还有一批作家专注于过往历史。其中,叶永烈被称为“旧闻记者”,他写作的大量高层人物传记畅销不衰。“我从打‘游击战’,到打‘运动战’,到后来就变成了‘阵地战’,努力攻占难题。”叶永烈对记者说。对于他的作品,李炳银认为,其中“也有不切实的内容”。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称为报告文学的黄金时期。那时候,作家的敏感度,对现实的关注度,比现在要强得多。

  (下转B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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