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报告文学&非虚构,取代是不是“伪命题”？

　　本届鲁迅文学奖，阿来作品《瞻对》进入报告文学组获得零票。除了评奖机制和规则，报告文学与非虚构的文体之争或许也是其中重要因素，本报记者采访了首届“非虚构写作大奖”历史奖得主解玺璋，以及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三届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鸣生。

　　两者都不能虚构

　　新京报：你之前是否阅读过报告文学？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

　　李鸣生：阿来的《瞻对》和陈启文的《命脉》都是不错的作品。

　　解玺璋：这么说不是说报告文学没有出过好作品，我印象中比较有影响的作品都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比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心武先生的《五一九长镜头》。我自己在当时也写过报告文学，如《悬丝之剑——北京电力忧思录》，还获得了北京市庆祝建国四十周年征文一等奖。我的体会是，即使是报告文学的写作，也有一个偏重报告，还是偏重文学的问题。大家常说，报告文学写作应该是七分采访，三分写作，那么，报告与文学的比重也应该是三七开。

　　新京报：在你看来，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区别在哪里？

　　李鸣生：就我30年的写作体会和目前的认知水平而言，报告文学与非虚构文学，在本质特征上没有什么不同。二者无论是写人、写事还是写问题，都必须遵循一个铁的原则：真实，不能虚构。如果一定要说二者有何不同，那就是叫法不同而已。有人说非虚构文学是作家个人视角的写作，是作家独立的写作。报告文学一样，我本人有五六部长篇就是个人视角的写作。

　　解玺璋：在我看来，报告文学与非虚构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叙事者在叙事中如何对待“虚构”，这里可能会涉及叙事立场、叙事态度、叙事角度、叙述方式，等等。非虚构很明确，它是“非”虚构的，我理解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指它不是虚构，二指它不赞成虚构，对虚构是持“非”的态度的。报告文学则不同，它是一个十分暧昧的概念，报告无疑是不能虚构的，但文学却并不排斥虚构，于是，又是虚构，又是不能虚构，协调起来就很困难。有人说，这里有分寸问题，但分寸如何把握，其实很难。

　　独立写作才是重要的

　　新京报：是什么原因使你选择了现在的文体？

　　李鸣生：我的概念中，从来没有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文学的概念，我只有真实这个概念；也没有任何区别，区别在于不同的题材，不同的主题，我会确定不同的叙事视觉、故事结构和叙事风格，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固定的规矩和概念。

　　解玺璋：我写《梁启超传》时，并未自觉意识到自己在非虚构写作，这是人们在看到成书之后的一种归类，把它归入了非虚构。现在想来，可能是传记这种文体对我的约束，对我来说，这种约束倒是相当自觉的，是自我约束。再有，大学的新闻教育和几十年新闻写作实践，也使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只写自己看到的，新闻写作不能虚构。所以，我写《梁启超传》就以阅读资料入手，这就相当于我们当记者时的采访，当然是越细越好，材料掌握得越多越好，写个千字文，有时也需要万字的素材。我这么说有点像个材料控，但的确是这样。

　　新京报：作为部队作家，你的报告文学写作有多少是“命题作文”？如果有这样的写作，你得到了哪些便利、帮助和资助？

　　李鸣生：我几十年来一直是坚持作家的独立立场，独立写作，不接受来自任何部门的“命题作文”，包括军队。当然，有个别题材具有行业性，但必须得到我的认可，我愿意写并认为可以把它写成一部作品，我才会去写。必须承认，这中间有的是会得到采访条件和住宿、车辆上的帮助，稿酬上也会高一些。

　　报告文学短时间不会消失

　　新京报：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异军突起，而报告文学则节节败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李鸣生：目前所谓的非虚作品和作者，都大大少于报告文学。要说败退，整个中国传统文学都在节节败退，报告文学自然也不例外。这是历史的必然。不过我们要区分作品和文体的概念，报告文学作品肯定有节节败退的，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短时间内不会消失。

　　解玺璋：这种情况要从文学的整体状况来看，不仅是报告文学本身的问题，甚至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课题。约翰·巴思写作《枯竭的文学》是在1967年，早在他之前，有人就已提出，如果说小说死亡了，那么两个根本原因是：第一，支撑作家们的艺术信心丧失了；第二，满足读者需要的艺术虚构正被另一些更好的东西所代替。但约翰·巴思争辩说，有意义的不是小说是否死亡，而是为什么这么多作家感到它好像是已经死亡。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我们这里。文学既已如此，依附于文学的报告文学，又怎能相安无事呢？何况，如今的报告文学已不能和80年代的报告文学相比，如果说当年的报告文学还能有一点非虚构的精神的话，那么，如今的报告文学早已不具有当年的风采。

　　新京报：你认为报告文学是否应当用非虚构取代？

　　李鸣生：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本身就是一个东西，无所谓谁代替谁，就像卖土豆和洋芋，就看谁比谁吆喝得更响。当然，同是中国一个市场，有个权威部门出来统一挂牌最好。我本人对此无所谓，叫什么都行，我只看作品的质量。称谓不分好坏，作品才见高低。

　　解玺璋：任何一种文体被新的文体所取代，是社会发展演变的结果，生产总是和需求相关，需求没有了，生产也就进行不下去了。人为地说谁可以取代谁，都有点轻率。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弘

　　新京报制图/高俊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