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分子拿枪指我头 最后拿走5000美元”

　　美国自由记者弗利遭极端组织斩首再次引发对战地记者这一高危职业的关注，数据显示，过去5年，每年遇害或死于意外的新闻工作者逾百人，战地记者更是游走于刀刃上。曾获得三次普利策奖提名的美国前著名战地记者菲利普·斯马克对新京报记者娓娓道来20多年烽火新闻生涯。他表示，自己曾经历子弹擦肩而过，曾被绑架用枪指着头，曾与恐怖分子面对面，对于如今的平静生活很满意，不会再像年轻时那样冒生命危险做战地记者。 

　　菲利普·斯马克

　　美国前著名自由战地记者，曾为《每日电讯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时代》周刊等媒体撰写战地报道。在过去20多年间，他曾报道海地内战、科索沃、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重大冲突和战乱事件。他的著名报道是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撰写的拉登逃出阿富汗的报道，他最先曝光这一消息，获得2002年普利策奖提名。如今，斯马克是一名学者和作家，在过去4年间为美国政府和阿富汗美国大学工作，著有畅销书《“基地”组织大逃亡》。

　　美军会保护随军记者安全

　　新京报：你从事战地记者20多年，当初为何选择做战地记者？不怕危险吗？

　　斯马克：我当初从事这一行业是因为被战争的本质所吸引，战争冲突是人类经历的缩影，是反映人类感情变化的晴雨表，从爱到恨。当你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战争是一个很好的寻找写作素材的地方，因此我很年轻就入行了，去过亚洲、欧洲和中东很多国家。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开始专注于中东地区战乱的报道？

　　斯马克：9·11事件发生前，我就去了几个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东和亚洲国家，了解他们的风土人情，还报道了“基地”组织的学校。9·11事件发生时，我正在也门，之后我就开始集中报道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后来也报道了伊拉克战争，我一直觉得正是美国入侵伊拉克才导致今天极端分子崛起的局面。

　　我在中东是以自由记者身份工作，很多家知名媒体雇用我，有的媒体给出的薪水很高，例如《时代》周刊。

　　新京报：你还曾担任美军随军战地记者，这有哪些特权？

　　斯马克：2004年至2005年，我曾在伊拉克担任随军记者，如果是官方随军记者就会与美军一起行动，报道他们的作战情况，美军会向你公开一些信息。而且会安全很多，因为美军一定程度上会保证随军记者的安全。

　　新京报：据报道，作为美军随军记者必须要遵守五角大楼的一些规定？

　　斯马克：当然，哪个国家的军队也不是对记者完全开放，美国军方也不希望你报道他们不喜欢的事情，但我认为应客观报道，因为媒体是批判者，而不是吹捧者。

　　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时，我曾被允许跟随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报道，是以独立记者身份，而不是那种官方任命的随军记者。军方一些人不喜欢我，他们说我的报道暴露了美军驻地，事实并非如此，当时很多记者都报道了相同的信息。我被送出伊拉克，但三天后我就回到伊拉克，从此开始自己驾车报道美军的行动。

　　曾被恐怖分子绑架用枪指头

　　新京报：近年很多西方记者在中东被绑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斯马克：伊拉克战争期间，我在去往巴格达的公路上遭遇绑架。我和同事开车遇到了一伙极端分子，他们看起来很疯狂，手里都有枪，他们让我们下车后跪下，用枪指着我们的头，我说，“不要杀我们，尽管拿钱”，幸运的是，经过交涉后，他们只拿走了5000美元就放了我们。

　　那时情况还比较简单，现在复杂多了，当地有大大小小很多极端组织，他们都有武器，如果现在记者被绑了，绑匪很可能会把记者转手给其他极端组织，得到记者的极端组织会索要高价赎金。

　　新京报：他们绑架记者一般出于什么目的？

　　斯马克：我必须指出，他们绑架美国记者并不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有时也不是因为憎恨美国人，很多情况下是赤裸裸的要钱。一些恐怖分子因绑架记者得到了巨额赎金，其他恐怖分子就会效仿，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有些恐怖组织把这个当成了赚钱的手段，开出离谱的赎金，拿不到赎金就撕票。用得到的赎金购买武器，进行恐怖主义活动。

　　新京报：你还经历过哪些危险的经历？你如何保护自己？

　　斯马克：最不安全的应该就是自由新闻记者，隶属于某个媒体的记者安全系数会相对高。自由记者几乎没受过如何保护自己的专业训练，雇用自由记者的媒体总是要求你无限靠近战场，写更逼真的故事，这样你的报道就会更出名，赚更多钱，但也就更危险。我的一个摄影师朋友就死于利比亚，他当时太靠近交火地带拍摄。

　　如今，很多年轻人去报道战争，我那时也很年轻，一门心思想要最独家的故事，做了些现在不敢想的事情，离交火地非常近进行报道，枪林弹雨就是常事，子弹甚至擦着我的头发飞过。但是要得到好报道就要冒风险，在阿富汗时，我还曾突破封锁线去采访被包围的当地武装力量，陪同给我当翻译的是现在阿富汗情报机关的一位高官。

　　与拉登厨师聊出拉登下落

　　新京报：你是如何与这些极端分子打交道？

　　斯马克：我曾采访一些在伊拉克与美国作战的极端分子，我不敢向他们透露自己是美国人，这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我会掩饰身份，告诉他们我是来自欧洲国家的穆斯林，这会让他们觉得比较好接受。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你会经常掩饰身份，伪装成与采访对象是同一条战线的。

　　新京报：你第一个报道拉登逃出阿富汗的新闻，你如何找出这样的独家新闻？

　　斯马克：托博拉山区位于阿富汗东部，这是一个洞穴密布的山区，阿富汗战争爆发后，拉登被指藏身于此，很多记者在此打听他的下落，我和会说多种语言的向导也来到这里，我们有很好的内线，可以找到那些与拉登有接触的人，其中就包括为拉登做饭的厨师。而且，拉登当时大把撒钱找人帮他逃出阿富汗，当地部族几乎都在帮他逃走，我们查清了这条复杂的交易链条，搞清楚谁付钱给谁，如何逃亡，逃亡去哪里等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被追杀，差点丧命，当时幸亏有个好司机，才得以逃命。

　　新京报：你曾被三次提名普利策奖，作为战地记者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斯马克：我如今已不是战地记者，危险是我不干这行的原因，我很喜欢现在的平静生活，做研究写书，如果你问我还会去选择做战地记者吗，我的答案是不会。

　　回顾职业生涯，我觉得做战地记者最大价值就是告诉人们人类的本性，以及那些发生在战争中前所未有的恐怖，不去报道战争，我们就永远无法了解和避免战争。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晓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