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做公益对我演戏很有帮助

　　我发现我演戏越演越好，比如顾长卫导演的《最爱》中，我扮演的是“血头”角色，没有切身体验，我是演不好的。

　　十多年里，我见识了我们真正的国家、真正的社会、真正的生活，我不是在城市里的一个小圈子里，不是在家庭、单位这么几个狭小空间。

　　原来我有很长的时间只在城市里，十多年来慢慢参加公益活动，我发现这使得我的整个空间感很大。——濮存昕

　　2000年11月1日，濮存昕从时任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手里接过“艾滋病宣传员”的聘书。这张聘书改变着濮存昕未曾有过的生活阅历——和艾滋病人拍公益宣传片，深入艾滋病人的家庭生活，给出国的女儿旅行箱塞避孕套，被骂“哈巴狗”之后依然乐此不疲做公益……

　　14年里，除坚持做艾滋病宣传员，濮存昕和女儿濮方以及更多志愿者一起做公益，如发起“让孩子笑起来”公益活动，在全国两会上作为政协委员呼吁关注江豚、关注长江生态，长年义务献血……

　　近日，61岁的他在参加完濮存昕爱心基金举办的心灵艺术夏令营开营仪式后，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他畅谈了14年来做公益的心路历程。

　　初涉公益▶▶▶

　　做艾滋病宣传员，源于“国家召唤”

　　和此前新京报记者专访的崔永元、韩红、陈坤等明星不一样，濮存昕做公益是“被公益”的，被动接受后，一晃14年，再次谈起艾滋病宣传员这个角色，濮存昕仍觉神圣，“这是国家在召唤我”，听不出丝毫戏言。

　　新京报：2000年，你被卫生部聘任为艾滋病宣传员，为何接受？

　　濮存昕：是卫生部主动找我的。我了解到，卫生部也找了别人，只是别人没做。

　　新京报：别人不做你做，因为“老好人”？

　　濮存昕：也不是老好人。我这个时代的人，受的教育就这样。

　　我下乡待了八年，心甘情愿去的，没一点被强迫的感觉；我是红卫兵，是“文革”时造过反的人……现在卫生部找你做事，这不是国家在召唤你吗？

　　新京报：你马上答应了？

　　濮存昕：对啊，再加上当时戴安娜等大明星也都在做艾滋病公益宣传等方面的事，我觉得是件好事。

　　另外，从1997年起，我开始拍商业广告了，有一段时间广告特别多，有一年被一家报纸评为“年度财富人物”，跟柳传志、张朝阳、潘石屹站一块。你有能力了，确实挣钱了，所以公益这件事情推到你眼前，你能边往回走边说“我没兴趣”吗？

　　新京报：刚开始当艾滋病宣传员，主要做什么？

　　濮存昕：拍公益宣传片，人家（卫生部）只不过是想用你的形象，推广公益意识，我就免费为卫生部做广告，让他们使用形象。

　　新京报：被聘任前，接触过艾滋病群体吗？

　　濮存昕：一无所知。只知道有问题的人才得这个病。

　　新京报：和“有问题的人”接触，不怕被感染？

　　濮存昕：2000年拍摄艾滋病公益宣传片前，我也得到了艾滋病专家关于艾滋病知识的普及，这算是我系统学习艾滋病知识了。与艾滋病患者正常地沟通交流，握手拥抱等，是不会被感染的。

　　新京报：学习知识之后呢？

　　濮存昕：我记得很清，当时上午学知识，下午就拍摄公益宣传片。

　　新京报：能记住拍摄时的情形吗？

　　濮存昕：当时，一名叫小虎的小男孩和我合拍。他是艾滋病晚期，浑身虚弱，脸上手上都是疹。他说“我妈不同意我拍这个广告，但我特别想跟你拍。”

　　我搀他上床时，他整个身体是紧绷的，因为以前没人敢接触他，我一搀他，他就紧张。和小虎相处过程中，他特别感动，说：“濮老师，你对艾滋病患者是真心的，你没嫌我脏，没嫌我有危险。”我说刚才教授讲了，没有血液接触是不会感染的。

　　四个月后，小虎还是去世了。我很怀念他。

　　新京报：除了拍摄艾滋病方面公益广告，还做了什么？

　　濮存昕：一个演员做防艾宣传员，的确引起了媒体的兴奋点。2000年12月1日前后，我接受的采访太多了，第一年我就知道累了，有的电视台艾滋病方面的文案不对，概念不清，我得给他们改文案，做着做着我都成专家了。（笑）

　　后来事儿越来越多，介绍采访、参加活动、演讲、对全国不少省市局级干部进行艾滋病方面的知识培训……我被誉为专家嘛，中央党校我去过三次，你相信吗？（笑）

　　新京报：为什么要给政府官员讲艾滋病知识。

　　濮存昕：目的是推动艾滋病方面政策的落实。从2003年、2004年，连国家领导人也接见艾滋病感染者，出席这样的活动。大家的努力促使《艾滋病防治条例》出台。

　　公益调研▶▶▶

　　曾尝试帮艾滋病孩子走进学生圈

　　濮存昕不算是一个懂得迎合媒体的人，有时候答非所问，讲着讲着，他干脆话题一转，向记者普及起艾滋病知识。讲起自己调研艾滋病的经历，濮存昕眼神忧郁，比如讲“听升旗”的艾滋病孩子，他沉默了好几秒。

　　新京报：一个演员当讲师，不去调研，别人凭什么信你？

　　濮存昕：对啊，我老接受采访，老到大学、政府部门演讲，说了半天，得落实到具体行动中，这样别人才信你。

　　2003年，我去山西艾滋病家庭生活一天，将生活细节通过媒体拍下来。我拿人家的毛巾擦手，没什么问题；一起开开心心吃饺子，没问题。这种细节向全国播出，比我说多少遍都管用。

　　新京报：你还参加了此前从未参与的活动。

　　濮存昕：你必须做点实际的工作。比如同性恋群体，他们有化装舞会，俱乐部什么的，特别是男男同性，你就要去给他讲安全套知识。

　　新京报：作为明星，参加同性聚会，或传播与性有关的信息，不担心闹风波？

　　濮存昕：还真闹出一个风波来。所谓风波就是网上传出来——“濮存昕这样做到底对不对”。也就是我女儿在美国读书，都20几岁了，也交朋友了，她出国时，我就给她行李箱里放安全套。万一需要用的时候，这个是可以保护她的。于是网上就传出“濮存昕鼓励孩子婚前性行为”的说法，这个风波其实是一场争论，很多人支持很多人反对。

　　其实这是一次非常好的防艾知识的传播，对安全套的推广、使用，对青年人认识它，有非常大的作用。

　　新京报：过去有没有想过自己和性、安全套、同性恋等发生联系？

　　濮存昕：没有，从来没有，公益活动是个起因。另外，我从2001年开始，连续十多年，每年都献血，也就成了无偿献血的义务宣传员。

　　新京报：为什么要这样每年都献血？

　　濮存昕：血液问题就是艾滋病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献血来宣传。

　　新京报：在宣传防艾中，未成年人是怎么认识艾滋病的？

　　濮存昕：你要到大街讲，你要讲性，讲安全套是个脱敏的教育，不要不好意思，不要羞涩，这个事情是关系到人的健康，关系到青春期的安全、关系到生存和生命。

　　新京报：有的孩子是否谈性色变？包括学校的校长、老师。

　　濮存昕：我们讲的知识传播，我戴的是安全套领带，下面孩子们一看都笑了，因为少见多怪。其实多见就不怪了。

　　新京报：在做关于艾滋病方面宣传中，你十多年的努力有没有发生可喜变化？

　　濮存昕：最大的变化是知晓率，社会知晓率大幅度提高。并把它当作公开话题进入教程，但也有一些让我纠结的地方。

　　新京报：纠结？

　　濮存昕：社会对艾滋病人的歧视现象没有根本改变。艾滋病患者现在还要隐瞒身份，隐姓埋名，他们的生存权、就业权、受教育权仍受歧视，他们不得不被辞职，不得不从社区搬走。

　　现在还有相当比例不知道是艾滋病的感染者，即使知道了也不敢面对，因为歧视压力太大。所以怎么才能把社会歧视给转变呢，这需要社会环境的变化，需要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参与进来，获得知识，尊重艾滋病人。

　　新京报：你期望社会如何对待艾滋病人？

　　濮存昕：我已经苦口婆心地说了十来年，也在做一些具体项目，如艾滋病孤儿夏令营、世界艾滋病烛光日、反歧视日，等等，通过活动的形式普及知识。

　　我期望社会对待艾滋病，像是对待生活中的感冒一样平常，不要谈“艾”色变。

　　新京报：这需要时间。

　　濮存昕：对，得慢慢来。

　　新京报：你有什么办法？

　　濮存昕：我也没办法。我专门跑到某地调研，该地某学校不接受一个立志求学的艾滋病孩子，但这学校有一个好心肠的老师，他愿意教育这个孩子，于是自己备课自己教。这孩子在传达室旁边的小院里一个人上课，升国旗时学校那边响着国歌，孩子这边站着“听升旗”。

　　怎么让这孩子进学生圈，我去做这个工作，可是我走了，还是照旧。

　　公益体会▶▶▶

　　做公益后，发现戏越演越好

　　说起女儿，濮存昕眼睛一亮，眉宇上挑，后仰的身体稍稍前挺坐直，他说女儿做公益是她自己的选择，女儿开心，他也开心……他说感谢公益帮他理解生活，了解社会。

　　新京报：接下来还会长期致力于预防艾滋病的宣传？

　　濮存昕：对，我们能做就做，做一点是一点。

　　新京报：真正做公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濮存昕：一定要说概念就是从艾滋病宣传员开始的，其实在之前也做过不少事儿。

　　新京报：参与这个公益项目后，对自己有帮助吗？

　　濮存昕：对，这对我演戏很有帮助，我发现我演戏越演越好，比如顾长卫导演的《最爱》中，我扮演的是“血头”角色，没有切身体验，我是演不好的。

　　十多年里，我见识了我们真正的国家、真正的社会、真正的生活，我不是在城市里的一个小圈子里，不是在家庭、单位这么几个狭小空间。

　　原来我有很长的时间只在城市里，十多年来慢慢参加公益活动，我发现这使得我的整个空间感很大。

　　新京报：做公益给你提供了很多素材？

　　濮存昕：公益帮我理解生活，你懂得生活，你在舞台上有影响观众的能力，不是自己关起门来演戏，自我陶醉，而是切身体验，获取营养，这种能力是在参加完公益活动后才增长起来的。

　　新京报：2001年，你成立了公益基金，为什么没成立基金会？

　　濮存昕：别，我就害怕往大了做，我们是小爱不是大爱。我把基金放在青基会，然后由他们来管理、审批，这样多好，我平常还是要演出。

　　很多人问我，“你是不是不当演员了？”我说，我当然要当，我要当演员才能够做公益，我演不好了，公益也做不好。

　　新京报：你的女儿濮方也投入到公益事业之中？

　　濮存昕：是啊。四年前我女儿回国，她本科学的市场营销，研究生学新媒体，学历背景不很系统，我建议她去跨国公司之类企业，在大系统里锻炼。她最开始就去一个大公司做纪录片，但不喜欢，说“我刷完卡坐在那里，觉得时间太浪费了”，后来就想做文化公司。

　　她做文化公司更热衷于公益领域，就跟公益机构合作做项目，如艾滋病红丝带协会、儿基会等。她能学到很多东西，做得也都很开心，人家都挺喜欢她。这不，从2011年至今，女儿选择了“让孩子笑起来”公益项目，做得挺好。

　　公益观▶▶▶

　　公益绝非一次性的，别自满

　　濮存昕始终语气平和，没有跌宕起伏，也少了讲故事中的悬念和冲突。濮存昕说他已61岁，很享受这种“随遇而安”的公益状态，遇见了，能做就做，不能做，就拒绝。

　　新京报：你是“大众情人”，是没有绯闻的暖男，做公益过程中没有被质疑过吧。

　　濮存昕：当然有，有人说你做公益，是不是拿这个出名，然后拍广告，你没法回答这个事情。

　　新京报：是不是这回事儿？

　　濮存昕：我承认有这个因素。

　　新京报：有没有比较难忘的“被质疑”？

　　濮存昕：我在报纸上做公益广告，有人专门将我的头像剪下来，还邮寄一封信给我，骂我是哈巴狗，“人家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新京报：你生气吗？

　　濮存昕：一开始我有点受刺激，后来慢慢就过去了，因为你还得去做（公益），我怎么可以因为被骂不做呢。

　　新京报：据称有深陷负面的明星通过做公益复出，你怎么看？

　　濮存昕：记得有一个从监狱里刑满释放出来的人，他后来成为献血的积极参与者。他只有伸出胳膊来献血，拿到献血证，他才感到自我的尊严。就是有了这个献血证，才有了社会对他的认知，于是有人聘用他。他改变了自己，改变了别人对他的态度。同样，深陷负面的明星，通过做公益复出无可厚非。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不管明星出于什么目的，只要做公益，就支持？

　　濮存昕：对，只要做公益，就要支持。他只要去做，他做了不要指责他，不要一而再再而三指责。比如陈光标，我认识他，他那人就那样，他老想做惊世骇俗的公益事情，他想那样做就做吧，只要不违法，不给社会带来危害，有什么不可呢。

　　新京报：有的明星喜欢公益扩张，尽可能做大。

　　濮存昕：做公益项目，不要做太大，做太大没法控制。就公益而言，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持续性地做好最重要。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理念。2004年，我应日本艾滋病协会之邀去交流，闲时，我和妻子去浅草转悠，旁边有人做募捐，我看到日本人大多扔几个铜子，募捐者不停地鞠躬，还连连说感谢，我想我是中国有身份的人啊，怎么可以扔铜子呢，就捐了1000日元，妻子也捐1000日元。没多远，又碰着了一个做募捐的，我看着尴尬便绕道走，但是别人仍在不间断地扔铜子儿。

　　新京报：你有什么心得？

　　濮存昕：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心态，我做过（公益）了，我已经做了很多了，有了这个理由后，就不去参加了，或者一段时间不参加了。但公益绝非一次性的，怎么做到自觉自愿，别咬牙跺脚，别有自满心态，把做公益当成一种生活方式，这样多好。

　　A特04-A特0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申志民

　　A特04-A特05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