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 纵浪大化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2)

　　（上接C04版）

　　从“根正苗红”到“黑帮分子”

　　1956年夏天，生病后的汤用彤身体有所好转，重新做些研究工作了。他希望儿子汤一介能够回到北京大学，以帮助他整理文稿。遵照父亲的心愿，汤一介于这年10月进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哲学史教研室工作，重新开始研究哲学。

　　但好景不长，1957年乐黛云被打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这给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两人带来了极大的打击，汤一介也因不能和乐黛云划清界限，被北大哲学系警告处分。“文革”开始以后，汤一介成为了“黑帮分子”，多次遭到北京大学校内的批斗。红卫兵只要来到冯友兰的家门口，就一定会把他从家里拉出来进行批斗，同时再拉出一壁之隔的汤一介一块陪斗。他的妻子乐黛云也因为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历史问题”，被纳入“牛鬼蛇神”的队伍，重新被揪了出来，夫妻两人就同时被打入“另册”。

　　1971年的夏天，去干校劳动的汤一介和乐黛云一家3口，终于告别江西鲤鱼洲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大学的汤一介担任了哲学系“教育改革小组”的负责人，开始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教学工作。1973年，汤一介被选入梁效写作班子。

　　“文革”结束后，有一次汤一介见到冯友兰，他对冯先生说：“当时几乎每天都有红卫兵对您进行批斗，您却始终镇定自若，一动不动，您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您到底害怕不害怕？”冯友兰听了只是微微一笑，他对汤一介说：“怕是有些怕，但是当时我什么也没听见，只是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说，你们讲这些都没有意义，我心里默念这个东西，使得我的心情能够镇定下来。”说完这话，两人相对大笑。

　　53岁重新学术研究“只听自己的”

　　“四人帮”垮台后，汤一介被隔离审查，1978年才被平反。被隔离审查的汤一介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该听谁的？”而后他反思：“我之所以走了一大段弯路，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而后他决定“我只能听我自己的”。

　　直到1980年，汤一介终于恢复了讲课资格重新走上离开多年的讲台。不久，汤一介被评为副教授。经过充分的准备，终于在这一年的夏天，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率先开设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课程。在撰写《郭象与魏晋玄学》的同时，汤一介也开始了对道教的研究，这主要是受他的父亲汤用彤教授的影响。1987年，汤一介完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一书，次年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汤一介还参加了一些国际性的学术活动。1983年，汤一介做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时接触到了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从此开始关注儒家学说。当年，汤一介参加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做了《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的发言。

　　在今年的《汤一介集》发布会上，汤一介还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我讲完之后，台湾有一个学者就给我提出意见，他说，我听你的演讲里边没有一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1983年那个时候，国内政治环境还不太宽松，我们说话还是很小心，我知道他想将我的军，好像是说你的观点和内地的指导思想不一致。我跟他说，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讲的，你说我讲的哪一条不是实事求是，把他顶回去了，大家一起给我鼓掌。”

　　之后，汤一介和萧萐父、庞朴等人发起和主持了对熊十力、梁漱溟等新儒家人物著作的搜集、整理和编纂的工作。除此以外，他于1984年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被选为中国文化书院首任院长。中国文化书院是当时中国“文化热”的主要推动力量和代表性的一派。

　　编纂《儒藏》成为最后的梦想

　　2003年，76岁的汤一介被任命为国家《儒藏》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总编纂。2009年12月4日，汤一介成为了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他制定了10年规划。在这个10年规划中，除了关于《儒藏》（精华编）的编纂工作外，汤一介还分别以编写《中国儒家经学史》《中国儒释道三教关系史》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以及“研究和谐社会和儒学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的刑礼合治问题”、“研究儒家理论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问题”等两个方面6个问题为研究课题，为儒学研究院的儒学研究制定了规划课题。

　　汤一介曾将《儒藏》视为自己最后的梦想，他曾说过：“我的梦想就是让《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

　　多年来，汤一介对当代儒学探讨最深切、收获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是“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和“内圣外王之道”三个问题。

　　80岁寿辰时，汤一介说：“我真正开始做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应该说在1980年。这时我已经53岁了，但我没有气馁，仍然希望能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尽一点力。但毕竟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要想真正成为一名有创造性的、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已不可能。‘虽不能尔，心向往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