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环保联合会专家表示,已向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举报腾格里沙漠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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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京报报道的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引发各界关注。据记者了解,在生态脆弱的中西部沙漠、草原地区,因化工项目而造成的环境污染并非个案。由于东部地区环保门槛升高,不少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往中西部转移,由此带来监管、政策、生态等一系列问题。
多名生态、环评、司法领域专家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均认为,在生态脆弱的中西部草原、沙漠地区,本来就不应该允许上高耗能、高耗水的化工产业。当地政府部门在审批、监管时,负有责任。
【生态】
沙漠里搞化工是“杀鸡取卵”
新京报:最近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据你了解,当前我国沙漠和草原的生态环境状况如何?
赵连石:腾格里沙漠很特殊,它属于干旱地区,却有400个天然湖泊。
沙漠里每个湖泊都是一个绿洲,有着独特的生态类型,是世界上旱生、高旱生生物多样性中心,非常珍贵。
腾格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好的骆驼聚集区,有着上百万只双峰驼。但现在用农耕的方式管理牧区,造成当地骆驼数量锐减,曾降到2万只。尽管采取了保护措施,现在也只有十几万只。
草场破坏也很严重,再加上工业污染,牧民的很多牲畜都跑了。牧民说,牛羊马都跑了,可是我们跑不了。牧场在这边,我们怎么办?
新京报:近年工业发展对草场、牧场的生态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赵连石:地下水资源是一个主要问题。许多污染企业聚集在水源集中的地方,他们可能认为沙漠污染不会影响到更多人口,而且可以省下大笔环保投资,但这导致水位下降,沙漠绿洲的独特生态系统崩溃。目前,这方面的影响已开始出现。有的牧民打井,挖到40米都没挖到水,这说明地下水位下降得很严重。
除了水资源,还有的企业直接排污到沙坑里,危害很大。其他地方还可以做环境修复,但沙漠一旦被污染了,修复是很难的。因为它有大量的最珍贵的物种在那儿,微生物数量也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新京报:近些年,污染的蔓延伴随着产业的发展,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赵连石:中西部开发也需要工业化进程。
但是,近年来很多大型耗能企业都转到西部了,尤其是一些耗水企业将会带来潜在的环境灾难。比如,地方上杀鸡取卵,大规模开采地下水,搞几年工业园区就废弃,留下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
我认为在特别干旱的西部地区,沙漠用水是应该作为国家战略储备的。除非到特殊情况,比如自然灾害、战争等才可以直接取用。现在这种取水方式,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连当地牧民都说,这毁掉的是我们共同的生存基础。
【环评】
环保监管不力污染触目惊心
新京报:目前媒体曝光的中西部沙漠、草原地区的污染事件,问题是不是出在没有把好环评关?
彭应登:现在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银川贺兰、宁夏中卫等地方,发展以煤化工为主的化工产业、进行产业布局规划时是有对环境影响的考虑的。有的明确要求凡是上化工项目,都必须实现零排放。因为这里水资源非常欠缺,污染物没有稀释水体,稍稍排放一点点都可能造成严重的环境影响。
新京报:那为什么会出现往沙漠里排放、填埋污染物的情况呢?
彭应登:从技术上说,零排放很难实现。因为污水循环使用处理后,形成高浓度的浓缩液。在很多地方就把这些浓缩液倒在沙漠里晾晒,变成干的岩块后就填埋。
这种做法是有争议的,严格来说不符合环保要求。因为浓缩液含有毒有害物质,导致对沙漠的污染。
新京报:如果是危险废物的话,可以运到有处理资质的地方进行专门处理吗?
彭应登:首先,处理量很大,而西北地区处理场所有限;其次,如果送到有资质处理的地方,成本又很高,所以企业在他们认为的“荒郊野外”,采用晾晒蒸发的“土办法”来处置。而地方环保部门监管又不到位,所以导致这些触目惊心的污染。
新京报: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吗?
彭应登:这个问题暴露出计划中的“零排放”,在现实中是大打折扣的。
关键的问题在于,内蒙古、宁夏这些地方是严重缺水地区、生态脆弱地区,根本就不能发展化工、煤化工,沙漠地方就不应该上这些项目。
即使是“西部大开发”,也一定要做到发展和生态保护相适应,如果一味地把高耗能、高污染、高耗水的企业移到中西部,也是不符合生态优先原则的。
在目前状况下,国家对西部开发的顶层设计是保护优先,对地方资源是保护性的开发,而不是掠夺性的开发。所以西部开发提出两个最大的问题,首先是否真正做到了先保护后开发?第二,在开发过程中,是科技为主,还是考虑政绩?如果是后者的话,那恐怕很多项目都会上马从而牺牲环境。
【责任】
地方招商引资应负最大责任
新京报:你们曾经调查过哪些沙漠、草原地区的污染情况?
马勇:这次引发关注的腾格里沙漠污染,我们也去调查过。当时检测发现,污水严重超标。我们给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发了举报函。
我们调查的时候,这件事在当地已是公开的秘密。
新京报:腾格里沙漠污染这件事,当地官方回应说并没有直排,你怎么看?
马勇:表面看它没有外排,但是也没有渗漏吗?我们当时看到,四个池子有三个是满的,还有一个没有使用。没有使用的池子底部大部分是裸露的,没有防渗,不排除其他三个池子防渗也做得不好。我们调查的时候发现,污水处理厂没有使用。
新京报:你们也注意到污染随着产业转移而转移的趋势吗?
马勇:以前我们担心东部淘汰的落后产能会转移到西部,现在成了事实。我们在内蒙古其他地方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甚至更严重,好几千亩的污水池,就这么晾晒着。
新京报:你觉得出现这样的污染问题,责任在谁?
马勇:根本的问题还在当地政府。没有政府的许可,不招商引资,怎么可能去那儿建厂呢?地方可以发展化工产业,但配套的东西一定要做到位,而不是让污水处理厂在那儿“晒太阳”。
新京报:现在公益诉讼制度放开了,环境刑事犯罪的标准也降低了,可以借着新制度来追责吗?
马勇:腾格里这个案子上,取证比较难,评估起来费用也比较高,涉及的对象特别多。如果进行诉讼的话,会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
很遗憾的是,刚刚审议的《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并没有规定行政公益诉讼的内容。虽然现在可以进行民事公益诉讼,但起诉企业最终还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政府部门管不住,光管企业有什么用?
如果不允许对政府部门进行公益诉讼,对政府行为进行约束,不追究它在批复合法性的问题,工业园区就会继续往前走,未来不可避免还会再次出现类似的问题。
新京报记者 金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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