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顾准：“中国问题”再审视

　　“忧患任天下，卓见有明珠。奈何书生气，岂能展抱负。”1965年9月，陈敏之给“五哥”顾准写了一首赠诗。其时，顾准已确定将第二次戴上“右派”的帽子。紧接着，“文革”开始，狂风暴雨中，他在大字报上只写下两个字：读史。

　　从历史入手，落脚于现实，处处弥漫着忧患意识，这是一个学者严肃思考、独省如灯的态度和身姿。顾准思考的问题包括：“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向何处去？我们如何看待、维护个人权利？发展科学民主的同时，怎样处理传统思想资源？这可以概括为“中国问题”，顾准的思考、写作莫不以此为依归，那么，近四十年来，它们是否有了进展、变化与更新？顾准前后的学者们又如何分析、评价？这些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无疑需要一再审视。

　　娜拉出走后

　　有人打着“改革”旗号掠夺大众

　　顾准：为什么在推翻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革命成功之后20年——也就是“娜拉出走之后”，中国又发生了几乎是对一切人的“全面专政”？计划经济为什么没有让中国人富裕起来？中国要建立怎么样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吴敬琏传》）

　　吴敬琏：时代发展到今天，顾准所深恶痛绝的东方专制主义和它的经济基础正在走向土崩瓦解，涤荡历史上积淀起来的污泥积水、实现民族腾飞的条件已经具备，十五年来的改革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旧体制和旧文化像一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们的代表者仍然步步为营，负隅顽抗。其中有些人借用“弘扬民族文化”的招牌为专制主义招魂。在转轨过程中，也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干着掠夺大众的勾当。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顾准日记》序言）

　　经验主义

　　不应再有乌托邦式的天国幻想

　　顾准：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部分），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这是一种道德哲学的原因，本来应该为之肃然起敬的。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王元化：我们不应该再用乌托邦式的天国幻想，把我们心爱的观念、理想、制度笼罩在美丽的迷雾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九十年代反思录》）

　　个人权利

　　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并“大力维护”

　　顾准：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到人权宣言（法国的和美国独立战争的），传入中国，是一种十分新颖的东西。不仅如此，一般的权利义务的观念，中国也没有，契约观念也没有。天、天子压倒了一切人，关于个人权利的观念是没有存在余地的。（《顾准文存》）

　　哈耶克：个人主义在今天名声不佳，这个词和利己主义与自私自利联系在一起。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做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通往奴役之路》）

　　徐友渔：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并大力维护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认为人生而平等，天然具有支配自己身体和财产的权利，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有一切行动的自由。基于此，自由主义认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维护个人自由为最终目的，国家的作用不是干涉或支配个人的生活，而是以法律为手段维护秩序，以排除对于个人自由的妨害。因此，国家的权力应当相当有限，仅以达到上述目标为界。由于权力具有扩张、垄断的自发倾向，因此国家权力应当分属不同机构，相互之间形成监督和制约机制。国家并不负有指导经济生产，分配资源的责任，其职责仅为以法律保障公民在公平基础上的自由竞争。

　　（荷兰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重读自由主义及其它》）

　　传统思想与科学民主

　　批判之余，传统思想可创造性转化

　　顾准：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不仅如此，直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历史重担。现在人们提倡读点历史，似乎更着重读中国史。而且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顾准文集》）

　　林毓生：话还得说回来，虽然我们传统中没有民主的观念与制度，但却有许多资源可以与民主的观念与制度“接枝”，例如儒家性善的观念可以与平等观念“接枝”，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念可以与法治的观念“接枝”。（儒家性善的观念确实可以作为“平等”的真实基础，但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说法只能做法治的形式基础，法治的实质内容，是无法从黄宗羲的思想中衍发出来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史官文化

　　史学在中国的地位与世界其他地方不一样

　　顾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在西方，政治的权威不是至上的权威……（《顾准文集》）

　　波普尔：从来没有一个权威承认过，思想上大无畏的人，即那些敢于蔑视他的权威的人，可能是最可宝贵的一类人。当然，权威们总是对他们鉴别创造性的能力保持自信。但他们所指的创造性仅仅是快速领会他们的意图，他们永远不可能明白两者之间的不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罗志田：中国与西方及其他很多地方的一项重大不同，就是“道”或真理不必来自超人世的上帝。在一个没有上帝或上帝已淡出的世界里，历史和史学就重要得多。中国古人非常敬天，又未曾尊崇一位绝对全能之神，天和人之间永远是互通的。在很长的时间里，史学承担的责任，就是通过历史记载和叙述，来说明并论证关于天道、人世，以及文化和政治认同等各项基本理念，具有重要的文化地位。故历史和史学在中国的核心地位，与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大不一样。

　　或即因此，也曾有人把中国传统文化说成史官文化，却不免有些夸大。历代史官的地位，实呈逐渐降低的趋势。不论我们把传统视作包袱还是资源，史官既不能承担其责任，也不足以独揽其光荣。那些拾人牙慧借史官以反传统者，不过人云亦云，似有些“说而不思则罔”。

　　（《人云亦云的史官文化》，2011年12月1日南方周末）

　　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