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往事 让汉学与中国发生关系

　　9月6日，世界汉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原主任傅高义、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校长巴泰雷米·若贝尔等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大会。

　　世界汉学大会由孔子学院总部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举办，本届大会主题聚焦“东学－西学400年”，各国学者就东西文化展开交流，回顾了汉学的开端、流变。而在“青年汉学博士生论坛”中，我们也在青年汉学学者的研究中看到了汉学的新意思。让我们跟随汉学家们的视角，一起回顾世界汉学的一段往事，一起感受汉学发展的新主题。

　　马礼逊、比丘林

　　传教士汉学的先驱者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亚斯尼科夫教授描述了两位传教士在1816年的一次会面：当年，英国政府派特使阿默士德率团访北京时，马礼逊是随团的中文秘书兼译员，途中，与一群骑马的欧洲人相遇，彼此用法语进行了交流，这群人是俄国东正教的传教团，他们的首领就是比丘林。

　　其中的这位随团译员马礼逊就是第一个将《圣经》译成汉语的英国汉学奠基人，而被认为汉学史上“珠穆朗玛峰”的比丘林是俄罗斯中国学和东方学的创始人，被米亚斯尼科夫认为是“第一个全面研究汉学、将俄罗斯人文研究与西欧汉学传统成功结合”的学者。

　　米亚斯尼科夫将两人进行了很多对比，“比如他们同一年——1807年到达中国，两人都是传教士，中文都不错，而且他们都开发了中国语言的语法书：中英或者中俄的辞典。再比如两人回国后的不同命运：1924年，马礼逊回到英国，受到了国王的接见，在伦敦的精英圈极受欢迎，并在当时激起英国人对中国的兴趣。而比丘林1822年回到了圣彼得堡，在当年9月4日被关押于瓦拉姆修道院，在那里呆到1826年的11月份。同年，马礼逊回到中国，这一年比丘林邀友人普希金一起到中国，可是被普希金拒绝了。”

　　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巧合。比丘林写了一本书叫《北京描述》，马礼逊则写了一本描述广东港的书等等。

　　米亚斯尼科夫介绍，比丘林最主要的一本书是晚年写就的《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这部关于中亚各民族历史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融会比丘林对中国的国民状况、民风民俗的观察，比丘林关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一些结论后来也成为了俄罗斯研究中国人民族志心理学的科学基础。“正是由于他采取了这种全面的研究方法，20世纪汉学就已经分为历史、哲学、语音学、艺术和其他学科。”

　　德国“流亡汉学”

　　推动现代学科在中国大学的建立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颁布臭名昭著的《重建公务员队伍法》，把种族歧视法律化和国家化，大批重要汉学家因自己或配偶是犹太人被当局开除出大学或驱逐出境，或是不愿与纳粹合作而流亡到其他国家，直接造成了德国汉学史上缺失的一代。其中包括著名的汉学家子西蒙、科恩、白乐日、哈隆、申得乐、卫德明和埃伯哈德等人，离战火最远的美国是首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和新文化诞生地的北平也成了汉学家的重要选择。这批汉学家在历经中日战争、国共内战后，先后离开中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雪涛看来，这是美国二战后汉学研究崛起的重要因素。

　　“从德国的角度来讲，这些汉学家移民中国（此后大部分去了美国）后来被学界视作是人才的流失，但同时也推动了国际汉学以及中国自身学术的建设和发展。”在李雪涛看来，这是一种学术能量的守恒。德国汉学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异常频繁，这也得益于当时中国学术界精英的支持，这些学术界精英大都是既有国学根基又受到过系统西方教育的学者。

　　当时在中国居住的德国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之间的互动，已经不仅限于共同翻译中国典籍，这些交往还包括三十年代成立的北平“中德学会”。福华德、傅吾康、霍福民和谢礼士这些汉学家，都曾在中德学会度过对自己汉学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年月。而中德协会中方的董事有：丁文江、袁同礼、胡适、傅斯年、贺麟等著名学者。

　　李雪涛认为，来自欧洲的汉学家们对中国的重要影响并不仅仅在汉学方面，而是在各不同学科，这些汉学家在本国都受到过不同学科系统的专业训练。以圣言会的神父鲍润生为例，他从1933年起在北平辅仁大学所担任的是社会学系主任以及历史学教授。受过严格德国学术训练的鲍润生，秉承了莱比锡学派的学术传统，将系统的社会学的知识讲授给了辅仁的学生。“在用西方的学术理路将传统中国学术纳入近现代的西方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方面，西方汉学家们的著作实际上是第一步的尝试。正是仰仗这批德国汉学家的努力，使得很多学科很早地就在中国的大学中建立起来了。”

　　转型之路

　　汉学如何从“古代”走向现代

　　二战前，同在中国的汉学家还有美国人费正清。正是在这位与很多中国学者有着深厚友谊的美国汉学家手中，汉学在美国完成了从欧洲传统汉学到中国学的范式转型。

　　“二战后费正清对汉学有一个梦——不仅仅是他，还有美国几个大学的代表，他们站在一个社会科学委员会组织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新想法：汉学应该进入美国大学的主流。”在开幕致辞上，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说，“这里的很多中国学者应该算是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特别是1977年高考的受益者，二战以后美国开放了一些政策，我认为我也是一个受益者。”

　　傅高义说，二战以前，汉学家们在美国、在欧洲研究中国古代的事情，但是费正清那一代的学者认为，我们应该了解世界，他们的梦是美国大学主流的历史系、政治系、经济系、法学院、社会学系与人文学系都有人专门研究中国。“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人通过社会学研究过中国，当时我很年轻，费正清先生培养我，做一个社会学系的中国学者。”

　　但真正跟中国交流要到1964年之后。“基辛格来到北京以后，我们美国人慢慢可以跟中国有交流的。所以，我们1971年以前没有办法向中国学习，但是1971年以后我们有这么个机会。”傅高义第一次来到中国是1973年，跟随一个自然科学代表团来访中国。“我们外国汉学家基本的工作、基本的责任是让外国人能够了解中国，我认为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努力，跟很多的学者一起向中国学习。”傅高义说他也有一个汉学梦，这个梦就是“让中国学者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外国学者交流。让我们看到尽可能多的材料，与中国学者交换看法，提高对中国的理解。”

　　B06-B07版撰文/新京报特约记者 李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