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玄:江湖与庙堂中的王道

　　少年时从事武侠小说创作，未满弱冠即代古龙续写《剑毒梅香》，并以武侠小说《沉沙谷》成名。二十五岁因为远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深造封笔退出江湖，年届六旬却重拾旧艺，在近期推出近90万字的武侠小说《王道剑》（北京三联书店）。除了“江湖”名声，他还曾经身居庙堂，做过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和东吴大学校长，并出任“交通部长”、“行政院院长”。

　　近日，以笔名“上官鼎”为人熟知的台湾武侠作家刘兆玄莅临北京，并在9月1日下午与本报记者在北京三联书店的图书馆约谈。在他脸上，看不到政客的城府与机变，眉宇之间自有一股儒雅之气。没有过多的寒暄，我们开始了交谈。

　　江湖

　　将儒家观念融入武侠精神

　　1961年，刘兆藜、刘兆玄、刘兆凯三兄弟以上官鼎为集体创作之笔名发表武侠小说，刘兆玄为主要执笔者，哥哥刘兆藜则负责男女之情的描述，弟弟刘兆凯则专写武打部分。这种写作状态，一直持续到三兄弟先后出国留学。此后，他的武侠小说创作彻底中断。直到2012年从台湾到福建宁德访问，听到了明朝建文帝的故事，这才忍不住在时隔几十年后重操旧业。

　　新京报：你早年写武侠小说，后来上大学就中断了，到晚年退休后又重新开写，这种现象是极少见的。金庸一封笔就不写了，梁羽生说封笔也不写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你隔了几十年又来重拾旧业来干这个活？

　　刘兆玄：这个不太一样，金庸停止写，因为他已经写了很多。第二，就是他年岁大了，他就停了，这个很自然。我如果说开始写是一个很偶然的话，四十几年以后重新写更偶然，完全没有规划，就是一个机缘。

　　新京报：就是因为你在宁德接触了建文帝下落之谜？

　　刘兆玄：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本来是鼓励当地的一些文史工作者，从这些事情里面能够让历史拍板定案。

　　回到台湾以后，我就跟朋友们讲这个不寻常的经历，那你要把这个事情讲得很好听，免不了这里面要加一些东西进去，串起来，有了那样一个串成的故事。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人跟我说，你何必劝他们去写，你为什么不自己写一个。我也觉得突然有这样一个灵感，我就开始试试看，一写就不能停了，15个月把将近90万字写完，而且过程当中就没有大的修改，我写了300张稿纸，都没有废掉一张，在我自己写作经验当中，我觉得不可思议。

　　新京报：你这本武侠小说，比较强调儒家的精神，我想听你说一下，《王道剑》里面的“王道”，具体指什么？

　　刘兆玄：其实王道，整个儒家在过去应该说跟武侠、武术、武侠的哲学来讲是有一些格格不入。可是，因为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王道，我也在国内外各地谈王道，我就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有关联的。因为2000年来从孟子开始大谈王道，在现实世界中也没有真正实现。为什么？其实是王道欠缺强有力的后盾，内如果没有力，外面它没有办法形成王，它要达到目标只有用“霸”。这个“力”，当然在我们今天来看也不一定是武力，也可以是强大的经济的力量，文化的力量，综合的力量。

　　在武侠小说里面，其实就是要把各式各样的原来是属于霸道那些武功融为一体以后作为你的后盾，但是你另外再经过创意把它升华到一个王道的境界表达出来。所以那个时候里面有王，没有极限，那个境界没有顶，而且你也没有顶。《王道剑》里面最后一章叫做“王道无敌”，这个无敌不是他打遍天下无敌手，他是根本没有敌人。所以这里面写到天竺武功最高的天尊，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打败他了，只有他自己可以把自己打败，所以我要讲的是这个，内力外王就是这个道理。

　　新京报：这就可以跟武侠结合了。

　　刘兆玄：是的。你只谈王道没法表达，你谈“王道剑”就可以。过去我要讲，从佛经里面悟出一套东西，比如易筋经，大家马上就接受了，你是要从儒家里面悟出一套东西，武功就变成天下最高，这就没有可信度，说服力不足。所以，《王道剑》里面不是顿悟的，它是跟这个故事结合在一起，经过很长的铺陈，然后一步一步，是一次体悟。

　　另外，我开始提到写那么多历史，这也是一个新的做法，因为历史写太多了之后你会被绑住，刚好这一段历史是里面有很多空白，所以，你有发挥的余地。我可以一面非常严谨地尊重历史，另一面我有足够的空间去把它小说化。

　　庙堂

　　王道与可持续发展结合

　　留学回到台湾的刘兆玄先后担任过台湾清华大学和东吴大学的校长，也曾从政，担任过“交通部长”和“行政院院长”。从江湖到庙堂，刘兆玄似乎出入自如。对于王道，则一以贯之。

　　新京报：你刚才说这些年一直在思考王道，像这种儒家的思想观念，怎样贯彻于当今的现代社会？作为曾经的从政者，我想听听你的切身体会。

　　刘兆玄：那我们先丢开武侠。我在谈王道的时候，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西方思潮来做比对，那就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二十一世纪一个新的观念，也是一个显学。社会跟环境的保护之间其实找到新的平衡点是有作为的，而且越进步的国家越有更好的成果，大陆也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环境也比若干年以前有些进步。

　　可是谈到社会的正义，其实这个学说提出二十多年，看起来基本上是乏善可陈，他们着力也不多，除了本身很抽象以外，还有太多利益问题，或者可以说，这个问题可能用西方原来那个想法不容易解决。

　　我觉得，中国的王道思想如果能够跟可持续发展结合，将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简单讲，王道的思想我们很难几句话讲清楚，偷懒一点讲就是霸道的对面，每个人都知道霸道是什么，假设这样子去发展经济的话，利益就要极大化。

　　新京报：还可能是掠夺式的发展。

　　刘兆玄：你为了要极大化，不择手段，你如果把王道运用在环保上，那连孟子都知道，抓鱼的时候那个网眼儿不能太小，不能太密，你砍木柴要依照时令、季节，区分木材的种类，你不能把它砍光。孟子就已经懂这个，这个王道思想，不会去把生态环境破坏掉。

　　同样，这个精神如果运用在社会正义上，那我们的做法就会有修正，可是这个事情一直没有办法做，从孔孟开始一直到现在，两千年来基本上所有的最后搞定都是打仗，才能把事情搞定，换句话说，是霸道在处理所有的事情，霸道在写历史。

　　所以，孟老夫子的论述，只是一个理想境界。但是我相信，二十一世纪我们大家都会有共识，不再用战争来解决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可以作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起码这几千年来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恐怕是头一回不是战争造成的，而英国、美国的崛起是战争造成的。我觉得，中华文化如果能够有一个文艺复兴，那么就可以对世界文明做出重要的贡献。

　　新京报：《岳阳楼记》当中有一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看过你之前从政的一些经历，在这一段生涯里面，据说是道歉最多的这么一个官员之一。你辞去“行政院长”，是因为2009年8月18日风灾。你似乎有特别强的责任感，勇于任事和担责，和武侠人物似乎有一种共通的地方，这是否也是一种“侠义”精神？

　　刘兆玄：其实我都没有特别规划要做什么事情，都是随缘，我念书能够念就念，我能够找到一个教授的工作我就很高兴，就把那个做好。因为我从来不会特别去想我最喜欢做什么。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给大家可以去分享的经验。假设你心里面存在一个想法，我不一定要去做我最喜欢的事情，可是我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然后，因为那个事情做得好的后果，就变成你喜欢它。

　　我刚才讲所谓侠义，在江湖上，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血溅五步之内。到了庙堂之上的时候，其实这个侠义精神还是一样的。我扶弱抑强，如果我力所能及，我尽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对有困难的人，底层人民的福祉我多尽一些心，这也是一种侠义。

　　内容简介：本书围绕“靖难之变”后，明朝第二个皇帝建文帝下落不明的史实，展开了一段生死情仇的传奇故事。故事从朱元璋铲除曾助他打败蒙元建立明朝的明教开始，设置了两条基本的情节线：一条是庙堂之上朱元璋大杀功臣，继之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迫使建文帝朱允炆在忠于自己的臣子及不计前嫌的江湖英雄掩护下，落发为僧，历尽艰险终隐居于福建宁德支提寺；另一条为江湖上中土武林各门派抵抗天竺武林霸主的强势来袭。其间穿插了明教的伺机复仇，锦衣卫的助纣为虐，“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过程，真实历史人物铁铉、方孝孺等的忠贞节操，以及郑和下西洋等等故事。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