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人的“菊与刀”

　　■ 西洋镜

　　入行一年半，曾怀着一颗文艺女青年的心，幻想着每天午后能坐在星巴克，优雅地敲打着键盘，再伴着湄南河畔落日余晖下班……而事实是，日复一日蹲在闹哄哄的游行示威现场，一边吃米线一边码字。之后再听着几乎震破耳鼓的示威口号，骑着摩托车从人群里挤出一条回家的路——我在泰国，是一名曾持续奋战在该国动荡一线的记者。

　　在泰国入行当记者以后，该国风波骤起。这个国家的“面子”，也几乎在这段时间丢了个精光：街头示威，暴力冲突、政府被占、甚至军事政变……原本以“微笑佛国”闻名的温柔国度，一时间变得“生人勿近”。甚至连普通泰国人在外界看来，也多了不少“暴戾”之气。

　　在报道泰国动荡期间，亲身接触泰国各类人群，的确也感受到这期间泰国民众“极端”甚至暴力的一面，但与此同时，我也总能在其中感受到与动荡很不搭调的“和谐”。这让人不禁感慨：难道泰国人也该写本《菊与刀》？

　　2013年，素贴带领的反对派开始举起反英拉政府大旗的时候，最先只是在曼谷隆披尼公园里扎了一个小营。长期驻扎在这里的人大多是南部的农场主和种植园主，流动型人口大多是曼谷市的中小资产阶级。他们整齐划一地讨厌他信及其身边的人。因此，但凡采访他们类似于集会诉求之类的问题，都能收获一脸义愤填膺的唾沫星子。

　　后来努力寻获一名反对派小领头人，他就在集会舞台的后方。我刚表明来意，这名反对派“中层”就立即声明，他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有产阶级，并对采访严加要求：比如问题要专业，必须与政党立场、集会诉求有关等等。但是，大概半个小时之后，他就拿着他的手机拼命让我看他女儿的视频，从此相谈甚欢，再也无法绕回到政治问题上来……至今我的“LINE”里还时不时能收到他与他的女儿、他的新车、甚至与他家的榴莲合照的推送。

　　反对派闹得政府焦头烂额的时候，力撑英拉的红衫军来救驾了。他们扎营在蓝甘亨大学附近的一个体育馆里。扎营久了，自然就惹得隔壁大学里的一些黄衫军激进派的不快，某天下午，学生们开始暴动。当局为了控制局势，往体育馆的门口派了很多武装警察。刚开始暴动学生只是在马路另一端打砸，为了拍照，我就和警员小哥申请上天桥。警员小哥很热情，说”没事上吧，反正在警察列队的后方”。于是我就放心上天桥狂拍，谁知学生们越砸越近，再往下看，警察们已默默地退后50米了——刚才的警员小哥跑了没喊我！

　　绝望之下，我只得躲在天桥上，开始盘算着万一砸红眼的学生冲上来，是该“求好汉饶命”还是跳桥……所幸，20分钟之后，暴打路人，狂砸车辆的学生们渐渐退回去。当我扶着栏杆下天桥的时候，刚才的警员小哥竟然跑过来问我，他刚才举着盾牌抵御学生的时候有没有很帅？我有点想生气。

　　再后来，两派混战的“天下”被军方的政变“统一”，泰国也进入了和平时代。一度被迫成为“战地记者”的我也开始转跑社会。

　　不久前作一个调查报道，要采访泰国药检局，局长是一个不苟言笑的瘦高老头，整个采访，他都在严肃纠正我的泰语发音和用词，现场气氛非常尴尬。硬着头皮采访完想夺门而出的时候，这名局长突然叫住我：“慢走”。我缓缓回过头，那张扑克一样的脸说：“你能帮我代购中国产雪花膏吗？”

　　尤东婕（旅泰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