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文化：为人类思想提供超额贡献

　　新教改革之前乏善可陈的苏格兰文化，如何在新教改革之后欣欣向荣？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等伟大的思想家根植于怎样的文化母体？对中国读者而言，文明古国的概念根深蒂固，对苏格兰文化则不免陌生。本报特邀青年学者刘仲敬撰文，对苏格兰文化作出了整体性的描述。不难看出，苏格兰文化与英格兰文化融合之后，明显产生了1加1大于2的效果。

　　新教改革提升了苏格兰全民文化水平

　　新教改革以前，苏格兰王国是基督教世界的学术和文化边区。大体而言，教会之外无学术。由于苏格兰教区通常比英格兰贫穷得多，苏格兰主教的学术活动也乏善可陈。天主教会深入民间的程度不及后来的长老会，保存了大量近乎迷信的古老民俗。中国读者最熟悉的《麦克白》女巫大概是北欧多神教的残余，《最后一个吟游诗人》描绘的精灵巫术非常接近德鲁伊教或凯尔特人的共同习俗。民间歌手口口相传的谣曲大约就是古苏格兰文化的最大宝库，经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者的收集，幸而免于泯灭。这些谣曲大多是简短的叠句，甚至爱情歌曲都充满了肃杀的寒威。天主教的普世外衣下，北方的匹克特后裔似乎仍然深受奥丁式宿命论文化的浸染。或者更正确地说，当时根本不存在堪称苏格兰文化的共同场域。

　　新教改革骤然提升了苏格兰全民的文化水平，故意和偶然的因素兼而有之。新教一开始就比天主教更重视教育训练，在耶稣会产生前一直处于优势地位。加德纳大主教大致可以代表天主教会的看法：仅仅通过《圣经》的文本就能理解真理，这是一种极其幼稚的想法。文本的意义从来都要依靠解释体系，这件事连最渊博的神学家都难以胜任。业余性质的升斗小民肯定免不了望文生义，各徇私智。结果肯定就是道术为天下裂，无数小教派各自坚持自己的理解。历代先圣无不视教会分裂为最大的灾祸，因此防患于未然。罗马教廷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能将解释权外放。因此，天主教会的福利事业不大重视教育。相应地，天主教神学家也不大重视神学和政治哲学的论辩训练。新教徒的进攻姿态维持了两百年，才促成了耶稣会的反击。

　　新教徒把他们的天主教对手称为“懒惰的牧人”，意思是后者疏于照料教民的精神需求。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新教替代天主教造成了教区组织的一系列变化。长老会、监督会和宗教会议取代了主教的作用，导致教会体制沾染共和色彩。低级牧师的人数和工作量大增，信徒和牧师的互动大增。民间神学家和各教会牧师争夺教民，神学斗争的白热化促使出版业爆炸性增长。布道坛行使了今天的媒体职能，传道人的任务涵盖了今天的记者和政治评论员。他们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通过解释《圣经》，将听众引向特定的党派立场，使国王和大贵族感到头痛。光荣革命以前的一百多年内，苏格兰各等级会议的政治分量远不如宗教会议。两次著名的“庄严同盟和盟约”实质上是长老派的组织，一度将国王和枢密院的权力降低为阴影。同盟军队本身就像宗教会议的翻版，不断爆发激烈的争吵。

　　当时的苏格兰给欧洲大陆人留下了“满街都是神学家”的印象，识字率和读书风气的上升主要是神学和政治争论的副产品。《圣经》、神学著作和政论小册子占据了出版业的大半壁江山，绝大部分倾向于不同的新教派。天主教出版物虽然有詹姆斯二世的财政资助，仍然数量不多，应验了“懒惰”的指责。枢密院的个别镇压未能扭转趋势。无论如何，十七世纪末的苏格兰教育水准与其地瘠民贫的经济水准极不相称。近代化前夜已经普及大多数男性基础教育，除去北美殖民地和德川日本以外并不多见。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热忱一旦转入其他领域，势必释放巨大的能量，十八世纪，苏格兰的学术和经济同时起飞。著名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从思想脉络看就是从新教神学到政治哲学的潮流进一步展开，给近代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十八世纪的“哲学学会”、“政治经济俱乐部”、“精英社”、“文学社”、“爱丁堡皇家学会”、“爱丁堡实业协会”占据了百年前神学团体的生态位，将公共领域的讨论从政治哲学引向自然哲学等领域。从此以后，苏格兰一直在为人类思想提供与其人口不相称的巨大贡献。

　　苏格兰启蒙运动

　　在思想史上，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地位介乎英格兰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之间。苏格兰启蒙运动是新教的延伸，正如齐廷斯所说：“人类行为、而非意图造成的演化后果”这种休谟-哈耶克式概念根本就是改头换面的十七世纪神学论战。圣安德鲁斯大主教企图以此论证复辟苏格兰国教会的正当性，盟约党人企图以此论证长老会垄断的正当性。苏格兰启蒙派的社会模型不是英格兰托利党那种中古风味的“习惯体现神意”，更不是笛卡尔式的“理性建构良法”，而是动机与后果互不匹配的黏性历史塑造过程。

　　格拉斯哥大学是亚当·斯密的重要据点。这座城市是两王国合并的主要受益者，很快就在海外贸易领域内赶超原先的霸主布里斯托尔。斯密是“政治经济俱乐部”的知名会员，跟当地商人的思想交流非常密切。他的《道德情操论》几乎就是大学讲义的整理版。从他的讲稿和学生的笔记推断，他在此期间已经提出了社会发展的阶段论。后来的类似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他影响，包括米勒《各等级的起源》和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由于演化构成苏格兰学派的根本源泉，他们全都是广义的历史学家。从推测性（conjectural）的意义上讲，《国富论》也是一部历史著作，其精神更接近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远离十九世纪以后的专业历史学。在斯密手中，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其实已经近乎完备；他却因为憎恶詹姆斯·斯图亚特的缘故，拒绝使用这个词。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说，伟大人物的偏见总有某些道理。斯图亚特将政治和经济联系在一起，表现出通过政策决断塑造经济体系的强烈兴趣。这恰好是斯密最讨厌的路线，尽管他不大可能了解埃及和东方国家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和危险后果。他虽然提到明清社会的内卷化，却没有将两者联系起来。

　　斯密“商业社会”概念的核心与其说是经济或社会，不如说是法律和正义。更准确地说：他强调的是规则的长期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或者不如说：仅仅法治（横向的规范性结构）是不够的，法统（纵向的规范性结构）是必须的。休谟称之为“正义的不变韧性”，以古今不易的共通感情为基础。立法的弹性和多变（也就是杨小凯所谓的国家机会主义），会影响国家的长期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休谟、弗格森、罗伯逊的史书都分析过：西欧封建的各等级共治体系阻止了武断之治，封建主义的衰落为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只有得天独厚的英国人维护国民的古老自由和特权，没有落入这种陷阱。英国人证明：各等级的相互制衡构成正义规则的最可靠保障，正义规则产生了普遍的良治，财富只是良治的一个侧面。

　　然而，斯密敏锐地预见到：“商业社会”的成功蕴涵巨大的危险，可能瓦解自身赖以存在的规范性。他称之为精神残缺，意义酷似古典作家和孟德斯鸠所谓的民德衰退。弗格森认为：武德是共同体的主要支柱。商业的繁荣不可避免地促使市民放松武备。民兵虽然曾经拯救伦敦市，抵抗查理国王和克伦威尔，终将为职业军队替代。常备军自古以来就是自由的天敌，是罗马和众多自由政体的终结者。他像马基雅维利一样身体力行，企图建立可以永续的民兵制度。休谟认为：金融信贷损害了社会凝聚力，它所破坏的习惯恰好就是共同体维系正义规则的基础。斯密认为：劳动分工侵蚀了撒切尔夫人所谓的“自耕农美德”，会产生托克维尔描绘的那种只有私德、没有公德的危险新人类。

　　休谟的经验主义哲学

　　苏格兰历史学派地位显要，弗格森和罗伯逊都是休谟的追随者。弗格森在反对理性主义、契约论和自然权利方面走得比休谟更远。罗伯逊则更多地追随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对天主教会的态度远比休谟温和。休谟和上述这些人都有过思想上的沟通。1754年，他们一起建立了爱丁堡学社。次年，爱丁堡学社开始出版《爱丁堡杂志和书评》，使之成为苏格兰历史学派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一大重镇。苏格兰历史学派特别关注文明和进步，特别是商业和贸易进步。休谟的经验主义哲学是历史-文化演进论最自然的理论总结，也是斯密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最自然的理论起点。《英格兰史》详细记载每个时代的物价、工资、贸易，在英国历史著作中堪称截断众流的创举。从经济角度理解宗教改革时期的历史变迁，始于休谟本人。这种范例经苏格兰历史学派发扬光大，已经成为现代历史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罗伯逊和弗格森都把自己的历史著作放在人类文明进步的整体视野下，使片段的历史事件呈现出“野蛮通向文明”的意义。1770年，迟暮之年的休谟写道：“我相信，这是一个历史的时代，而苏格兰是一个历史的民族。”从十八世纪的史学成就和苏格兰历史学派——特别是休谟本人——在其中的分量看，此言不虚。

　　从神学到哲学、从哲学到科学的旅途用不了多长时间。詹姆斯·瓦特在格拉斯哥大学研究蒸汽机模型。库伦在爱丁堡大学研究亚麻纺织和化肥。罗伯特·塞布尔德在爱丁堡大学创建了皇家外科医生学会和爱丁堡植物园。詹姆斯·哈顿在爱丁堡皇家学会创立了火成岩学说。詹姆斯·安德森研究农学。亚当兄弟设计爱丁堡新城。十九世纪的荣耀属于麦克斯韦，二十世纪的荣耀属于弗莱明。开尔文勋爵奠定了热力学的基础。贝尔发明了电话。布拉克发现了二氧化碳。拉姆齐发现了惰性气体。怀利发现了细胞凋亡。密尔父子和卡莱尔证明，苏格兰人文科学并没有随着苏格兰启蒙运动一起结束。这张名单可以无穷无尽地延伸下去，因为造福人类、名垂青史的各行各业无不充满了苏格兰英雄的名字。如果成就是果实，有利于培养成就的文化传统是果树；我们可以说：苏格兰文化早在两百年前就已经树大根深，至今仍然没有凋零的迹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类仍然有充分理由感激诺克斯、斯密、休谟和卡莱尔的同胞。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刘仲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