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字母编织的图景

　　□书评人 鹿鸣之什

　　《六个字母的解法》的开头读起来很符合悬疑小说的惯常节奏：一个好奇的人因某个机缘（如旧书、手稿、密室等）发现了神秘的文字或符号，于是开始寻找它的含义。“我”在一次去瑞士英特拉肯开学术会议的时候，因会议想到1919年的纳博科夫，又偶遇一个自称奈斯毕特的人，联想到纳博科夫自传里提到的“奈斯毕特”（NESBIT），于是产生兴趣，试图破解他的原型。在这之后故事就进入了自己的节奏。“我”将六个字母拆开，从纳博科夫的生活入手，根据自传和传记的描述寻找符合条件的人。没想到由这个线头，居然勾连出一幅20世纪的剑桥学者群像。

　　刘禾

　　进行的一项文学实验

　　这本书文体杂糅，不完全像小说，不完全像游记，更不是学术文章，只能勉强看成一部长篇随笔，一次文本分析的长征记录。“我”探究六个字母背后的故事，不断发现新的联系和人物，信手拈来，随走随找，将相关故事长长写出的闲态，读着十分过瘾。这些20世纪初的剑桥知识分子大多左倾，他们鲜明的政治立场与人生和学术相接，交织成密密层层的经纬线条。他们洒脱的个性与生活，在博大学识的背景下，让人叹为观止。

　　当然这本书不止是一本逸闻趣事集。刘禾在后记中说：“我自不量力地想进行一项文学实验，看能不能创造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它既不同于学术研究，也不同于小说虚构，而是一个综合多重叙事元素的写作……也许只有这种开放式的写作才能让我充分地、自由地讲述一个别人没有讲过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既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有关，也和我对二十世纪蹉跎岁月的整体思考有关，其中包含许多内心的困惑和纠结”。

　　于是就不能不严肃地重读本书了，奈斯毕特究竟是谁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刘禾通过“我”的寻找过程，写下了她的种种思考。书中说：“我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流亡人士或持不同政见者，而是一些灵魂深处不安分的人，他们不切实际、耽于幻想，似乎只能在幻想中安身立命”。他们流亡异乡，不仅是地理的流亡，更是心灵的无从措置，去国几十年的刘禾肯定深有同感，因此她要写出这些“异乡人”的故事。

　　纳博科夫

　　流亡者的不安稳灵魂

　　对异见的不容造成了被迫的流亡，书中最典型的流亡者就是纳博科夫。纳博科夫是俄国贵族，毕生在欧美游荡。作为贵公子，剑桥的生活在来自庄园中拥有过五十多个奴仆的他看来艰苦无比。对俄语的乡愁让他买下一部俄语词典，每天疯狂地阅读俄国作家的书籍。他与左翼同学理念不合，又瞧不起右翼学生的肤浅。在柏林时他拒绝学德语，坚持用俄语；搬到巴黎以后开始用英语写作。他不屈从于左或右的政治主义，毕生追求艺术的纯美。纳博科夫在《塞·纳特的人生真相》里写自己在剑桥的感受，又影影绰绰地写到自己的弟弟塞尔盖。他是同志，决定和伴侣留在欧洲，却因为同性恋倾向被盖世太保逮捕，最后死于集中营。和纳博科夫一样，塞尔盖也是不宽容的受害者。作者写到北岛《乡音》里“一个人独自对着镜子说中文”，近乎疯狂的举动是为了弥合文化断裂的痛苦，当最基本的母语成为奢侈时，人就仿佛失去灵魂。书中列举的左翼科学家，又何尝不是流亡者呢，他们的灵魂不愿安稳，在意识形态的冲突中被迫成为异类。

　　20世纪初的剑桥学术发达，名家荟萃，允许裸体和各种怪举，但这样的剑桥，却有着古板的规矩和禁忌。剑桥将《尤利西斯》列为禁书，著名批评家李维斯曾经在课堂上念这本书，被执行校长叫去训话，说他“传播禁书、有伤风化”；李维斯的同事福布斯，害怕警察突袭，连夜将禁书扔进康河。剑桥规定未获学士学位的学生和女性不能横穿草坪，女性不能单独进图书馆；剑桥用暴力压制着对异见的不容。罗素因为反战多次遭到迫害，虽然享有皇家学会院士的荣誉，但仍然被三一学院解除教职，关进监狱。1920年，和平主义斗士安吉尔来剑桥演讲时，遭到右翼学生暴力围攻。意识形态对立而严峻，那个时代封闭还是包容，保守还是进步，确实值得再思。

　　奥威尔

　　曾向英国情报机构提供共产党黑名单的作家

　　二战后东西两极对立，残酷的冷战局势和极端的意识形态造成了更为禁锢的偏见。与威权站在一起的合作者，直接造成了无辜的流亡者。本书关于乔治·奥威尔的内容应该是最颠覆的部分。作为预言了苏联极权主义的先知，对极权控制深恶痛绝的人，奥威尔居然和英国情报机构合作，为他们提供共产党员和同路人的黑名单，一共有135个名字，这份名单对其上的人带来了骚扰、拒签、监视、逮捕与驱逐，让他们因意识形态成为公众之敌。他的《动物庄园》起初屡屡碰壁，最后却大红大紫，荣登经典地位，原来是获得了情报部门的青睐，将它作为反苏宣传品在全世界翻译、出版与改编。一个声称“一个作家与国家打交道越少，就越是对他和他的作品有好处”的作家，居然和政治走得如此之近；一个声讨极权主义的作家，居然会投靠另一种极端意识形态，这不能不让人震惊，但人的思想、行为和动机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仔细研究肯定还会揭开更多真相。

　　新近出版的《帝国权威的档案》一书，讲述了冷战时期英美情报部门的“文化战”，第二章《奥威尔与文学的全球化》可以和本书互相参照。《帝国权威的档案》对于奥威尔黑名单介绍得比较详细，不仅有黑名单内容的摘录，还有各方面对奥威尔此举的评价，在声讨奥威尔的“变节”之外，也有些不一样的看法。本书也介绍了英国情报研究处（《六个字母的解法》里提到的IRD）和美国中情局对《1984》与《动物庄园》在全世界的推广，“政府力量”的操作，真可谓顺风顺水且规模庞大。奥威尔的信显示他也很关心出版情况，尤其希望能看到它们在苏联出版。奥威尔曾和女友、情报研究处的西莉亚·柯文就政府希望招募一批作家在海外宣传英国形象进行过讨论，他提出过一个名单，“将通过出版书籍突出良好、善意而文明的英国存在及其在国外的主导地位”，其中也有这位“奈斯毕特”。

　　《六个字母的解法》里提到“奈斯毕特”从支持列宁主义转向反斯大林，这本书里引用“奈斯毕特”的信证实了这点，谈到弗朗哥掌握西班牙政权时他写道：“斯大林可能已经对萧伯纳做了特殊安排，确保他不会受到伤害，但是我们这些在西欧的其他人对自己的命运就没那么有安全感，尤其是那些不像萧伯纳一样对独裁者有着奇怪仰慕的人”。

　　萧伯纳也是奥威尔黑名单的一员，这又建立起一个联系。虽然六个字母之谜已经解开，但是六个字母背后的故事还可能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