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磊11年前离开央行研究局闯荡金融机构和高校,去年曾获评新京报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人”
(上接B08版)
当校长不放弃教学
“(校长)放弃了教学和科研,势必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可能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没有思想的管理者。”陆磊说。
2003年离开央行,陆磊选择了南下,在招商银行研究部工作了两年,陆磊觉得他更喜欢做纯研究,于是来到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当教授。
“中山大学在金融学科还比较薄弱,我觉得很寂寞,于是到了人民银行下属的广东金融学院。”陆磊对新京报记者说。
在广东金融学院,陆磊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所所长、院长助理、副院长到代院长,一路走来,只用了3年,他便成为广东高校里面最年轻的校长,连他自己都觉得太快了。
“高校校长给人感觉是仙风道骨、鹤发童颜,但我不是。”陆磊说。他也谈及提升这么快有运气成分,“在广东和学校都缺少学科代言人,金融学的学科中心还是在北京上海。”
成为高校管理者之后,陆磊依然坚持学术研究。
在广东的这些年,他做了不少基层金融的观察和研究,涉及民间融资、农村金融、互联网金融等多方面,在多家期刊、媒体发表学术论文和专栏。熟悉他的人提到,他对城镇化改革、农村土地改革及农村金融问题,都有自己完整的想法。
这些年,陆磊一直坚持站在三尺讲台教书育人。
陆磊反对高校校长走下讲台,成为专职管理者的职业化做法。“放弃了教学和科研,势必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可能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没有思想的管理者。”陆磊曾对新京报记者说。
当局长应该“大度包容”
陆磊认为,理想中的央行研究局局长应该“大度包容”,不要总想着自己做学问,而是要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这位年轻的院长在教学上也独具风格。
陆磊上课从不点名。他对学生们的“忠告”是:“我这门课你们觉得有用就来听,没用就不要来听,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不来听是你们的损失。”
在广东金融学院的贴吧里,该校一位学生说道,上陆磊的课,常常是座无虚席,有时候还得早早去占位,因为低年级或其他专业的学生也会争着抢位去听。
有一次,几个学生在课后跑去讲台问他:“老师,你认为当前的股票会涨还是会跌?”他没有做正面的回答。“我不太喜欢回答是或不是这样的问题,这相当于禁锢了学生的思想。我教给他们知识,他就应该有自己的判断,不要迷信权威。”
“我希望能够教会学生一种思考问题的本领,如果可以影响到他们,哪怕是其中一小部分人,我也满足了。”身为教授,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成为他最大的期望。
虽然陆磊到任央行研究局局长后未接受任何采访,但在今年7月时他说道,理想中的央行研究局局长应该“大度包容”,不要总想着自己做学问,而是要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 观点回放
“行政权不能被交易”
陆磊2012年接受新京报专访,称行政权力被市场化,是改革必须考量的问题
2012年10月,作为新京报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人”候选对象,时任广东金融学院院长的陆磊接受了新京报专访,以下对话系此次专访节选。如今看来,陆磊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依然超前,见解独到。
问题在“泛市场化”
新京报:在你看来,当前(2012年10月前后)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陆磊: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中国已经解决了市场的问题,现在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泛市场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市场机制的问题,是很多应该靠另外一种约束机制来管理的东西,都按照市场游戏规则进行交易了。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不够市场化,在于行政管制太多,我认为错了,我个人以为中国的问题是行政权力都能被交易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泛市场化”。
新京报:是不是说该市场的没市场化?
陆磊:恰恰相反,我们该市场化的都已经市场化了,问题在于——不应该被市场化的也被市场化了。有一些行政权力,通过寻租方式将权力市场化了,这就是泛市场化。泛市场化问题是现在不能不考量的问题,未来的改革方向也基于此。所以我不认为,继续推动市场化是我们的改革方向,虽然这种观点往往占据着道德高地。
一些行政机构由于拥有某种审批权,其门口往往门庭若市,那么我们应该问——审批权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市场化了?
新京报:如果说市场化过度了,怎么去理解目前在金融、能源等诸多领域的设限?
陆磊:这是在市场过程当中自发形成的由完全竞争向垄断演进的过程;而另外一些则带有由原有体制带来的继承性垄断。
我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市场是一种天然力量,自发会形成并渗透到它该去和不该去的所有地方;第二,行政权客观存在,即使从古至今都不乏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但人类文明史还没有解决行政权力的替代者问题;第三,既然行政权是存在的,那么不是不切实际地限制其发挥作用,而是限制其被过度市场化——它不能被交易。
商业、行政体系须隔离
新京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行政权力逐步放松,就容易形成灰色交易地带,形成泛市场化,这是必然的过程吧?
陆磊: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但不完全是,这跟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关联度并不是非常大。准确地说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
其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在发展中都面临过这样的问题,比如香港的廉政公署如何成立的?就是因为当时香港警察、公务员问题突出,跟现在的内地一模一样。
泛市场化的现状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触发了很多政府与社会的矛盾。
我们看看几乎每个贪官的忏悔史都是一开始想做个清正廉明的官员,再过几年没有加强思想观的改造就误入歧途,一开始很胆小,后来胆子越来越大。
为什么我们这些很有理想的官员逐渐变成这样?因为他置身于市场当中,置身于商业体系当中,而不是简单的行政体系当中。
所以商业体系和行政体系必须隔离,就这么简单。
最期待收入分配改革
新京报:在市场层面,你认为哪一项改革最值得期待?
陆磊:收入分配改革是个伟大的改革,主旨是减税松绑,这就会使政府部门减少自身收入来源,老百姓获得更多的收入。
但收入分配改革有个更加凶险的问题,多收企业家的税,政府收入不改变,再投入医保教育,这样会出现移民效应,或者出现产业空心化效应。我认为,首先要遏制支出,政府别干那么多事。这是我最期待的改革,但也怕出现风险。
(苏曼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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