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区县纪委专设“谈话室”反腐

　　近期，北京市纪委公布了今年前8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成绩单”——共立案77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08人。其中局级5人，县处级101人、乡科级178人；移送司法机关94人。

　　不论是查案办案数量还是力度都前所未见。

　　在中央“反腐风暴”的高压态势下，北京基层纪委通过内设机构、人员配备调整等，将力量聚焦于办案“主业”；硬件设施上，各区县纪委也将专设“谈话室”，软墙软桌，电脑“隔空”指挥，一切都遵从标准化。

　　【线索收集】

　　海量举报信中寻找蛛丝马迹

　　海量举报信中，往往藏着“大老虎”。从数以万计的举报信中挖出大贪官，是纪委反腐的一大绝招。

　　“反腐风暴”中的林明（化名），感觉日子是被一个个案件推着在走。

　　“一睁眼就是案子。”作为一名负责查办案件的北京基层纪委干部，每天都在查案子。

　　今年，北京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都面临查办案件的高峰。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总共立案772件，增长63.6%。

　　从立案的增长率看，北京西城、丰台、门头沟、怀柔等区县，都翻了一倍多。昌平区今年1-8月总共查办了42件案件，已经超过去年全年（39件）。

　　“以往由区纪委‘直查’的案件并不多，两个月查五六个案子效率已经算很高了，今年的办案数量将会是历史最高点。”昌平区纪委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纪委“搜罗”违纪违法线索的主要渠道，还是源自群众举报。据统计，今年北京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纪内信访举报14313件（次）。纪委需要对每件举报线索逐一核查。很多大案要案的线索，都来自海量“举报信”中的蛛丝马迹。

　　一名区县纪委副书记认为，一方面，反腐败形势激发了老百姓的监督举报热情。一方面，纪委对于案件线索的“过筛”更加严格了。

　　他解释，过去纪委主要筛查“大案要案”线索，今年，按照中纪委“抓早抓小”的精神，对违纪苗头也要重视，不能放任其“养”成大案。

　　从一封举报信的“蛛丝马迹”到案件成立，需要纪委干部大量的工作。在林明读到的举报信中，很多只有“时间地点人物”等模糊的信息。办案人员还需要花上不少时间四处奔波，进一步搜寻证据。

　　“一个案件的基础情况，常常要花上一个月去摸清。”林明说。

　　【调查取证】

　　细抠银行账目形成证据链

　　一个案件的成立，需要涉案者的主观动机和客观证据相互印证。办案人员时常会面对一张开户十余年的银行户头，在数千笔业务中一个个核对。在正面接触“对手”之前，他们都能将案情各个细节倒背如流。

　　在纪委的内设机构中，“纪检监察室”主要负责案件查处办理工作。今年，北京各区县纪检监察机关完成了内设机构的调整，从事纪检监察“主业”的部门占到六成以上。

　　各区县纪委办案人员队伍也进行了重新“集结”。纪委办案时常需要“连续作战”，纪检监察室的办案人员一般会倾向于选择一些三四十岁的“年富力强”人员。担任某区县纪委纪检监察室主任的林明，年龄是33岁。

　　随案件数量攀升，基层纪委办案人员数量大为增加。东城区纪委8月初刚完成内设机构调整，从事纪检监察主业的部门为8个，占内设机构总数的66.7%；直接办案人员37人，占机关总人数的64%。东城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样更有利于把主要力量放在办案上。”

　　林明所在的纪检监察室共有4名办案人员。在接到一个新案子时，他们会分头“出手”搜罗证据。在他看来，取证环节非常关键。因为从目前的案件特点来看，违纪问题通常会伴随违法。

　　比如，到银行调取案件的基础证据时，办案人员时常会面对一张开户十余年的银行户头，在数千笔业务中一个个核对。

　　今年，昌平区查处了一起政府采购中心原主任、副主任腐败案。因案情需要，办案人员对政府采购中心7年的账目逐一核查，账目摊满了3米多长的办公桌。办案人员请来了专业审计人员，整整核查了一个月，最终梳理出了7大项26个问题。

　　办案人员分头取证之后，还需要反反复复地讨论案情，设想应如何突破“对手”。通常在正面接触“对手”之前，所有办案人员都已能够将案情各个细节倒背如流。

　　【正面交锋】

　　“谈话室”电脑系统隔空指挥

　　在官场，有这样一种说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纪委找谈话。”纪委谈话室让多少贪官的最后一道防线崩溃！对于谈话的地点，北京市纪委要求各区县都要专门设立至少3个“谈话室”。

　　搜集了足够的证据后，办案人员将开始约谈“对手”。

　　一般来说，对于在职干部，纪检监察机关会“通过组织办事”，告知对方几点几分到纪委了解情况。如果是社会人士，办案人员可能会直接“扑”到单位，或以电话形式通知。

　　谈话的地点，则是规范化的“谈话室”。这里不仅能够营造适合调查的严肃氛围，硬件设备也有助于提高办案效率。而在以往，基层纪委约见谈话对象时，通常是找一个空会议室、办公室。

　　按照北京市纪委的要求，各区县要专门设立至少3个“谈话室”，今年，昌平区纪委已率先建成5个规范化“谈话室”。在约十平米的房间内，除了地面都被布置成白色。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桌椅、墙壁、门窗都经过了“软包”的特殊处理，即使拳头砸上去，也只会发出闷响。窗户加装了栏杆，栏杆缝隙只能伸入一只手。

　　谈话室隔壁，还设有专门的指挥间。指挥人员和办案人员可以通过电脑系统，进行即时的信息沟通，这样就可做到“不动声色”地调度，无须打断谈话的节奏。

　　“谈话是一个攻心的过程。”一线反腐办案人员表示，一个案件的成立，需要涉案者的主观动机和客观证据相互印证。正因此，谈话环节对办案人员的要求极高。因为它事先难以设计，需要临场灵活准确地运用证据，还要进行紧张的“心理战”。

　　【反腐新举】

　　专案组紧盯“小官巨腐”

　　除了常规案件，今年北京对“小官巨腐”的查处力度空前加强。目前各区县纪委普遍已针对农村党员干部腐化、“小官大贪”等问题作出了相应部署，有区县专门设立了专案组。

　　“小官巨腐”问题为公众诟病已久，北京对此进行了“总攻式”打击——市纪委近日通报称，正在对56名乡村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严厉查处。朝阳区孙河乡原党委书记纪海义受贿9000余万元、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会计陈万寿挪用资金1.19亿元、延庆县旧县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中心原主任袁学勤挪用公款2400万元的案例，可谓触目惊心。

　　各区县治理“小官巨腐”也频出奇招。近期昌平区专门抽调人员成立了查处农村两委等“小官”问题的专案组。对于相关案件线索，将会由该专案组承接查办。

　　一些区则对涉农案件直查直办。丰台区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胡春溪近日表示，对于发生在农村的一些比较重大的腐败问题，由丰台区纪委直查直办。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反腐应坚持建立自上而下、统一的制度和规范。从长远来看，反腐应避免流于“运动式”，应通过制度和规范的树立，着力于坚持反腐的“常态化”。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温薷 郭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