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 人生哪里那么容易分好坏

　　即将在今天上映的《亲爱的》，是陈可辛近年在内地发展拍出的最能打动人心的作品。看之前你可能会以为这只是一个千里寻子的打拐题材，但当女主角赵薇在影片中途才姗姗登场后，故事急转而下，你才会发现陈可辛真正想表达的主题——这个世界好与坏不那么容易区分、很多事情都是好人坏事。

　　而正如陈可辛所说“如果没有这种结构上造成的峰回路转那整部电影就不会存在了”，这也正是这部电影的力量所在。所以当观众看到最后那欲说还休的结尾或许也想像片中人那样——蹲下来，抱紧自己。

　　陈可辛说，早在《如果爱》时他就想过要和赵薇合作，时隔十余年，这次迟到的合作也造就了赵薇一次极具突破的表演。

　　电影结构

　　故事的力量就在那个峰回路转

　　新京报：电影《亲爱的》前面的重心是黄渤，后面重心会转到赵薇身上，这个在设计剧情的时候有没有担心会断裂？

　　陈可辛：我没有担心过，但投资方、发行方等比较保守，他们会有意见，但是（我）非常能理解。其实这个电影，要是只有前面一个很直接的拐卖儿童的戏，我是不会拍的，因为我们在微博、在新闻里已经看过无数这种题材的东西，观众也知道这里面有多苦。这个电影对我来讲，它特别之处是在中间开始介绍新的人物，这个人物开始是一个反派人物，因为她是人贩子的老婆，而这个（人物）给整个事件一种站在对方角度去看事情的观点，就是人生很多时候的双面性，不能绝对地去看黑跟白、正跟反。

　　我从《投名状》开始，已经不停地在这种双面性里琢磨，所以它非常符合我一向对人生的看法。而且这次有一个电影可以连结构、连故事都是在服务这种双面性，因此对我来讲，这个电影非拍不可。所以我后来给佟大为加了一句对白：其实我们大家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事情、想事情。

　　如果要是把李红琴（赵薇角色的原型）那段拿掉，我根本就不会拍这个戏，所以不管这个戏在结构上是不是冒险，或者稍微有一点点的前卫，但是我相信我拍摄的手法、讲故事的态度，不是俯视观众去讲道理的那种。

　　新京报：这部电影的结构是你最看重的一点，也算是一个突破。这个结构，是你想到的还是编剧想到的？

　　陈可辛：原型就是这个结构，因为我听故事的时候就是这个结构，虽然我刚才说故事的后半段不够多，但是每次在路演、在访问时，我都说这个故事的力量不只是人物或者拐卖儿童有多悲惨，而是那个峰回路转。

　　到中间你会发觉原来把小孩带回家是二次拐卖，这句话是彭高峰（黄渤角色的原型）亲口跟我讲的。除了这个之外，你发觉她原来还有一个女儿，而这个女儿完全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她根本是无辜的。这本来就是一个结构，我只不过把下半部的戏，这个峰回路转之后的戏加长了，也加强了。

　　人物设定

　　很多事情就是好人坏事

　　新京报：作为一个打拐题材的电影，里面没有一个纯被利益驱动的人贩子形象，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坏人，最后大家都是可怜人。对此你是出于什么考虑？

　　陈可辛：我真的不觉得世界能够那么容易、简单地去说他是坏人，因为这样的话，人生太容易了。其实在《投名状》里，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是坏人还是好人，都是很难说的。《武侠》里面讲同谋者也是一样的，跟《亲爱的》一样，这都是我四十多岁开始就想拍的东西。

　　整个原型故事里面只有一个是坏人，就是那个老公，但是他死了。他死了，我就不需要再花时间去讲他有多坏。因为讲他有多坏，新闻每天都会看到，不需要一部电影去拍人贩子有多坏。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好人坏事，这个是我已经懂了很多年的道理。这个世界没有人觉得我是坏人，我去做坏事。他做每件坏事，都会有绝对的理由觉得我是正、你是反。

　　新京报：纵观这些年你的作品，我们会发现片中主要角色都有痛哭的场面，为什么你一直这么爱拍哭戏？

　　陈可辛：我也不是刻意的，我每次都说这是因为题材需要，但是我为什么选那个题材？肯定有一些个人喜好。我自己看电影也喜欢情感被打动。我觉得每个导演都是拍自己喜欢看的电影，这个肯定是首要的。那么，我不介意在电影院里把情绪抒发出来。作为观众，也不介意作为导演去拍这类型的电影。但我不是为了哭去拍，都是拍感情的东西。

　　但真正直接对着拍哭戏的，这还可能是我头一次。像《中国合伙人》里黄晓明在哭，那就不是一个悲剧的哭，是情绪，很多时候人到中年，有时候是一些情绪共鸣抒发的哭。《投名状》也是，在一种压力下（的哭），那些都不是传统的哭戏，只是在戏里面有哭的戏份而已。

　　结局安排

　　曾有个太设计的好莱坞式结局

　　新京报：编剧其实谈到过，他参考过电影《一次别离》。实际上《亲爱的》最后一个镜头，在剪辑上的意外性以及欲说还休的感觉和《一次别离》也有一点相像的，你是否有做过参考？

　　陈可辛：我是很喜欢《一次别离》的，但是并没有参考。因为我拍戏，很多时候镜头不是一早决定的。包括最后那个镜头，也是在拍的时候，我选的那个走廊够长，而且觉得这样拉后会很好看。我常常说一个电影好不好，有一定的运气在里面，或者一种气场会把你推到那个运气。

　　拍《亲爱的》时候我也重看了一遍《一次别离》，就是看它们有没有像的地方。我也有过一定的担心，其实在格局上，它们是有一定像的，就是从一个事件，让你看到一个社会，一个制度。但是我觉得《一次别离》完全是小众的艺术片，作为文艺片看到那个结尾，你就知道应该结束了。我们这次有所谓的戛然而止，观众可能不习惯，其实它是有一点点文艺片的套路在最后。你再做下去，又还有什么结局呢？这个戏，其实戏已经全讲透了。

　　本来我们有一稿的结尾是不一样的，那女孩的抚养权拿回来了，官司赢了，然后那个法庭戏就变成一场非常像美国片的法院官司戏。我觉得太像好莱坞片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是你能够把抚养权拿回来，女儿是你的，结果你发现怀孕了（最早编剧是这么写的）……那就回到一个孩子的政策了，那你肚里的小孩怎么办？这种结局可能对普通观众来讲就更商业，更容易理解，但我觉得这样子就太巧合，太设计了，完全就像一部有小聪明的好莱坞片。

　　还有更重要的，对我来讲，站在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是法治的，是不可能因为这个女人有多悲惨，就把这个小孩还给她，因为小孩确实就是来自拐卖家庭，她老公确实是个人贩子。到最后我才决定那场官司应该是把它弱化，变成一场过场戏，其实根本就没有结局了，可能这些就会使得某些主流电影的观众会觉得不太习惯。

　　新京报：所以最后在结尾报幕时才会加上那些真实纪录的片段？

　　陈可辛：也可以这么说，对普通观众来讲，可能会在情感上起码能有一个抒发。

　　新京报：这部电影上映后，很有可能会有观众拿它同《如父如子》做比较。

　　陈可辛：我觉得《如父如子》完全就是在讲血缘跟经历。当然我们也有讲这块，但不是这个戏的重点。《如父如子》讲得比我们更纯粹一点，虽然两部片不是完全没有可比性，但我觉得不能那么比。

　　C14-C1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安莹

　　（下转C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