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尽是“萧红热”，何人绘得萧红影

　　女性、革命、自由、爱情，叛逆、逃亡、寂寞……每一个词放在萧红身上都别有意味。葛浩文曾说，我们很难对萧红在中国20世纪文坛地位下一放之四海皆准的断语，但她至少留下了传世作品。《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商市街》、《回忆鲁迅先生》……有了这些，萧红的身影或将永远有人摹画。

　　新中国成立前后：萧红与丁玲“擦肩而过”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鲁迅，当她问及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时，鲁迅列举了茅盾、丁玲、张天翼、田军（萧军）等人，又说：“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有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六年后，萧红于香港匆匆辞世，战争和疾病没有给她留下足够时间“接替丁玲”。

　　不过，即便上天假萧红以时日，鲁迅的这一预言也终将落空。和丁玲不同，萧红很少直接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她被纳入左翼阵营，多是基于她与左翼作家的关系：她的爱人、朋友、导师，都属于这一阵营。萧红早期的创作，关注底层，呈现东北沦陷区人民的死生挣扎，符合1930年代左翼文坛的期望。但即使如此，萧红仍带给左翼批评家们不少困惑和遗憾。胡风在肯定《生死场》的同时，也强调萧红的弱点，一是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二是人物性格不够突出；三是语法句法太过特别。前两点恰恰是当时左翼文学主流最为看重的东西。

　　对读者而言，萧红的个性化写作确实容易让人无所适从。《生死场》之后，萧红并没有依照左翼文坛的要求来改变自己。纷飞战火中，萧红却从《生死场》走向更为诗意、更为个性化的《呼兰河传》。难怪在抗战期间，批评家要指责萧红的创作消极，与抗战无关。可以想见，这样的萧红，多半会与丁玲“擦肩而过”。

　　虽然未能取代丁玲成为左翼阵营中最有分量的女作家，但在建国之后的文学史写作中，萧红毫无疑义地被纳入左翼作家的进步阵营并受到肯定。她的作品中，最符合左翼文学标准的《生死场》被视为其代表作，而《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等名作此时则遭受冷遇。

　　新中国成立后到八十年代，对普通读者而言，对萧红的印象，只剩下文学史上那个进步的左翼青年女作家，东北作家群中的一员了。

　　上世纪90年代：学界重塑萧红为“女性作家”

　　萧红的友人曾说，萧红这一生最大的悲剧，在于她是个女人。

　　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身为“女性作家”的萧红突然引起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萧红的“女性”身份与其写作的关联。1989年，大陆学者孟悦和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将《生死场》解读为发自女性的历史诘问和审判，并认为至《呼兰河传》时期，萧红的女性主体思想已然成熟。对学界而言，从女性写作、女性立场、女性主义等方面，重新阐释萧红成为热门，这一研究热潮持续到2002年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出版达到高潮。刘禾对《生死场》基于某种女性主义立场的精彩解读，展示了男性文学批评如何抹煞了萧红对主流话语的颠覆。

　　与学界的萧红研究热相反，上世纪90年代熟悉萧红的普通读者却似呈减少之势。这或许与80年代兴起的新的文学评判标准有关。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经过“重写”的现代文学史选择“搁置”或“淡化”政治标准，突出“艺术”。此前备受冷遇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出口转内销”成为热门作家，而左翼作家的创作则受到质疑。引发这一“转变”的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偏偏“遗忘”了萧红，“萧红的长篇《生死场》写东北农村，极具真实感，艺术成就比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高”，是他这本文学史留给萧红的仅有的评语。

　　事实上，在写作这本书后不久，夏志清便在《中译本序》中补充说明自己对萧红的疏忽是个错误，并在此后提到“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尽管如此，萧红仍然错过了这一次重写文学史带动的阅读热潮，在林贤治看来，和在左翼文学阵营中被低估了一样，萧红又一次成为这轮文学思潮的牺牲品。

　　但不可否认，从90年代始，萧红在文学上的独特性越来越受到关注和理解，在张爱玲被推为民国女作家第一人的同时，萧红的魅力则在较为小众和文艺的阅读圈中悄悄扩散。

　　新世纪：萧红的私生活是消费热点

　　“萧红热”的出现，多少有些突然。

　　2011年，萧红诞辰一百周年，各种学术会议的召开、论文资料的出版，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同年，为纪念萧红而拍摄的电影《萧红》开机。2013年，这部电影选在三八节上映，虽然是标准的“冷门片”，上映前还是做了些宣传工作，宣传热点之一便是“文学洛神”萧红的浪漫情史——她如何“点燃了六个男人”。

　　在此前后，“民国女性”已然成为阅读时尚之一，民国女子们的才情和感情共同成为“八卦”的对象，而萧红的一生，恰恰不缺少这类“谈资”。身为女性的萧红，感情世界的复杂暧昧，和相关史料的缺失，为这一轮萧红热提供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宋佳版《萧红》中萧红与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之间的情爱关系本就充满戏剧感，再加上电影中对萧红与鲁迅关系充满暧昧的“表述”，使得萧红的私生活俨然成为消费热点。

　　事实上，在对萧红的书写中，相关的猜度一直存在。就鲁迅和萧红的关系而言，在1980年代之前的萧红研究中，着重于肯定鲁迅对萧红在文学创作上的指点或精神层面的感召，多将其两人情谊定位为“师生”关系。而此后，对两者关系的阐释则更为复杂。余杰在其文章中声称自己怀疑鲁迅和萧红的情感超越师生，“还有别的精神和感情上的撞击”；虹影也在其中篇小说《归来的女人》中以文学的方式对两人的关系进行大胆猜想。所持的依据也多来自萧红对鲁迅的回忆和许广平等人回忆中的“蛛丝马迹”。

　　也正是在这一轮萧红热中，对萧红私生活的不满与斥责声越来越大，张耀杰在《民国红粉》中直接用“智商极高而情商极低”总结萧红，并称之为“命贱”；端木赐香则宣称要“扒开萧红的洋葱皮”，认为萧红“只有叛逆的心与放纵的欲，就是没有自立的技能与自尊的身心”；靳以的女儿章小东，对《南方周末》记者称自己羡慕萧红的文笔，但“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妈妈，我非常鄙视她”，因为萧红曾在无奈中放弃自己的孩子。

　　看到时人对萧红生活和作品的贬低，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作出回应:那些“自以为清洁”、“眼皮向上高举的人”，他们的“牙如剑，齿如刀，在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别人看低了，这都是徒劳的。”然而，不知萧红面对这些来自后辈，来自同性的道德谴责，会作何感想了。

　　□凌云岚（作家，有译著《合肥四姊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