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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究竟谁会得到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每年临近9月底,这几乎成为了博彩公司和媒体们乐此不疲的游戏之一。而莫言的获奖,让此后这一奖项在中国的关注度从文学人口走向了普罗大众。有那么几个人,每年都在赔率表的前端,而且连着好些年都没机会下榜(因为一直都没有中奖呀!)。这些人包括了村上春树、包括了阿多尼斯、包括了菲利普·罗斯,当然还有我们接下来这篇文章的主角米兰·昆德拉。每年的此时,似乎诺奖对这些人已经成为了一种“骚扰”。而这些赔率表的老面孔中,昆德拉是唯一一位近期推出了新作的作家,而且他推出的还是一本小说,要知道在此之前,他已经近10年只写随笔没有出版小说了。
这本名为《庆祝无意义》的薄薄一本小说出版后,中国读者褒贬不一,这是一本显然对阅读人口有要求的书,换句话说,不是谁都能看得懂。有人觉得昆德拉的小说10年并无进步,但是台湾文学评论家唐诺显然不这么看。读读下面这篇万字评论,或许我们能够开始明白昆德拉通过这部小说所展示的思考与思想。
我的老朋友,也是当前我最信任的文学理论者黄锦树,先我一步买了昆德拉的这本新书《庆祝无意义》,他把封面贴脸书上或许是提醒那几个应该读的人,还写下这两句乍看很激烈但其实只是简单事实的话——早该把诺贝尔奖给他了,阿猫阿狗都得了。
完全同意,而且不是现在才同意,我已经同意很多很多年了。
不要昆德拉,也一直没要乔伊斯、普鲁斯特、格林、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和纳博科夫,神准到仿佛一再故意躲开,这难以用失误来解释了,所以里面必定有某些很稳定很确实的东西——纯粹从文学自身来看,诺贝尔奖其实一直是保守的,乃至于平庸的,仍服膺着某种集体逻辑(从外部作业到内在心理、思维),基本上,较合适它的是那些不错的二级作品和书写者,它不太敢要、甚至畏惧那些一下子超过太多走得太远的东西,那些太过复杂以至于无法顺利安装回当前人类世界的东西。那些难以在第一时间就获得至少某一种“政治正确”名目的异心东西。只是,这个保守往往被它另一种选择给遮挡住了,那就是诺贝尔奖会,而且经常性地赠予那些或激烈挞伐某个世俗权势,或不公平承受着某种苦难,或安静入山中无日月地书写于某处世界边缘(小国、小乡小镇、或主流思维的远方)仿佛不思世俗眷顾的作品,然而,不从浅薄的世间权势而是从更宽广的人类真相来看,这些当然都是“更正确”的东西(肖比直接背反,对抗世俗权势更明白无误的道德正确吗?),这样的书写在世俗权势世界里也许(只是也许,看地区看情形)是危险的或寂寥清冷的,但在文学里更多时候是很安全而且容易的,甚至就在正中心,它们被道德温馨的一整个包裹起来,在道德大地的松软沃土上愉悦生长,而且长起来很快。事实上,如今已进展到栽植了,已经可以是一种书写策略了(需要列一张名单吗?)。
真正的文学书写当只是这样,博尔赫斯讲:“我不是一贯正确的,也没有这个习惯。”这样,我们就多听懂了这话的另一层深刻意思——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目标及其关怀,独特的、延续的、专注的,有它源远流长一直在想在处理的东西,不会和现实世界一致,否则文学干吗存在呢?通过文学所获取的东西,或如昆德拉强调的,只有文学才能获取的东西,因此不会只单调地和现实世界背反而已,更多时候是岔生的,四面八方飞出去。
不在意的小说才会长这样
因此,昆德拉本人还在意诺贝尔吗?我们不知道但猜想这只是他多少得忍受的骚扰,一年忍耐一次(颁奖前后总有好事的人和不平的人如我们这样;之前,格林一直忍受了二十几次),但小说本身看起来完全不在意——在意的,如排队等着领圣餐的小说绝不会长《庆祝无意义》这样子,我们谁都知道昆德拉更加知道。它会很厚,题材看来很大或至少以某种虚张声势的框架和语调来写,像猫要威吓对手(评审、评论家、读者以及同业)会所谓“宽边作用”的横身过来让自己看起来更大;它会积极地表现“创新”,以各种敲门但并不必要的,甚至有碍作品的技艺演出或题材选择方式(比方不惜选择自己不关心不熟知的题目),好让作品拼图般横向展开看起来覆盖更广。书写者更会以及更富格局;它甚至会不太像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一大群人,一个国族乃至于一整个时代的集体声音,并依此进行现实动员(评论界、文学界乃至于国家,作为一种仿佛可均沾的共同荣光),这些都是我们已一再看到的事实如此。
昆德拉的书写是直向的,头也不回而去,这一指向愈来愈清晰——不自这本《庆祝无意义》始(中文版本字大行稀只130页,估算不到四万字),昆德拉这么写已多年了,小说愈前行愈集中愈专注如一束光,除了持续想下去不再携带(或说一路卸下)额外加挂的其他目标,小说仿佛逐渐成为书写者身体的一部分,只讲自己必须讲的话,惟不只是结语,还有更多不怕显露失败但或许更加重要的矛盾,困惑不解及其试探,从这里得到一种不断回返核心,一种几乎绝对性的精准(以及一种事物更惊喜移动、晃动呈现的朦胧);但从另一面说,这不是书写者放纵的一人喃喃自语,这是一部确确实实的作品,作品对昆德拉来说是这样:“所谓的‘作品’并非指一个作家写出来的一切东西,连书信、笔记、日记都涵盖进去。作品只指‘在美学的目的中,一长段时间工作所获致的成就。’我还要更深入地说:‘作品’就是做总结的时刻来临时,小说家同意拿出来的东西……每个小说家都应该从自身开始,摒弃次要的东西,时常督促自己、提醒别人什么是‘实质核心的伦理’。”
这本四万字不到的小说于是牵动着太多,像生长在“路的末端”。根已伸得太长太深。往往,小说中的两句对话,或一小段描述,我们自信看,其实都不是现在才说的,要真的掌握它们(至少)得寻回昆德拉一整叠之前的作品才行,包括小说和论述(如《小说的艺术》、《帷幕》、《相遇》等),它们只是上一本书到这本书这段时间里又获致的成果,是上一本书结束后的“所以呢?然后呢?”。但这样写好吗?我以为对那些仍相信小说认识、认知意义的读者是很珍稀的,他因此更抓得住常常是隐藏的、或至少难以确认的思维线索,得到了亲切的引领如但丁如此感激维吉尔的带路和解说,知道怎么正确的、或说放心(放心带来专注)的读和想;但对于奉命为这部新小说写篇文章的人则显然不太好,不知道该怎么切断话题的绵延不绝,回溯不了恰当的起点,说昆德拉的这一本书,却不断变成说他一生的全部书写和思维。
哲学家阿甘本用一整本书(《剩余的时间》),来谈《圣经·罗马人书》这篇使徒保罗陷入最深沉思、几乎是往后千年哲学思维起点(奥古斯丁、康德……)的文献,他只讨论了第一句: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看来,我们一篇短文大概只允许来说前五个字:庆祝无意义,还只能省略地、无端地来讲。武断是语言文字的局限使然,不是我的原意。
第二次无意义,还庆祝吗?
庆祝无意义,这话也不是现在才说的,这个带着狂欢意味的五个字,我们会回想到拉伯雷和他淋漓酣畅的《巨人传》,但更确认的无意义宣称是乔伊斯百年前的《尤利西斯》,这部百万字小说像是一个总的、最后的证明,以及自此定谳——这全是昆德拉最熟悉最爱讲的。人不会死得更死,世界不会没意义得更没意义,“一再重复真没面子”,昆德拉曾含笑这么说文学书写的必须持续向前,所以呢?他是担心人们没读或不再读《巨人传》和《尤利西斯》(这倒是真的)?还是认为人们仍不够相信无意义这事加补一刀?
我们只能最简单来说。根本上,我以为是,第一次的无意义宣告,是在一个意义实在太多、遍地是意义挡着人还不断命令人的世界说出的(16世纪,神无所不在的中世纪),这于是几乎就是人重获自由的宣告,这样的自由,尤其一开始,的确是亮堂堂的,也是乐呵呵的,人取回了自己,还夺回了一整个世界,万事万物悬而未决但很兴奋的、充满无限可能,人有太多事可马上去做,特别是那些想好久向往了好久的(比方雅典人曾做过的、以及曾起了头的),世界可以放心拆掉再更好地建构起了,人跟人、跟万物的关系也可代以某种更亲切也更健康的联系云云;而这一回的无意义宣告,却是在一个意义已太少太稀薄、还骨牌般一路倾颓过去的不一样世界里说的,人已不劳动手,因此说是宣告(宣告通常是行动开始的枪响声音),不如说是一种描述乃至于一个预言(不是那种恐吓预言,只是说出来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如我们说明天会转凉),这里,依然是自由没错,每多去除意义以分人就多分到一些自由,也仍然给了轻快愉悦之感,但怎么说?自由这东西似乎一整个的、每一面的逐渐显露出来了,有点叶公好龙的意味,这几百年时间里,通过各种专业各式路径各个视角以及人的一次次生活实际结果及其贴身感受,我们看见了自由的正面,也看见了背面,看到了光和轻盈,也看到了阴影和沉重(或说一种人没料想到的、难以承受的轻盈),以及随之而来人的重复、疲惫、厌烦和无处驻足,是的,你非自由不可,意义不再,没得选择了。我们总是一再察觉到自己身在这样的诡异处境里,那就是自由已太多,却又不完整、真正需要它时不够还加上无用。之前,昆德拉在讨论卡夫卡(写出一个全无意义可能的迷宫世界)时这么讲:“‘自由’的概念:没有任何机关单位禁止土地测量员K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可是话说回来,就算掌握全盘自由,他又真正能做什么?一个公民尽管享有各式权利,但他能够改变切身环境吗?他能阻止人家在他楼下兴建停车场,不准人家在他窗前装置刺耳的扩音器吗?他的自由不可限量,但也无计可施。”
昆德拉这段话,或许我们也能这么讲,人终究(而且很快的)会碰到那些几乎不可能、以及完全不可能拆除的东西,不仅仅是停车场和扩音器而已(或说就连停车场和扩音器都拆不了还谈什么);我们能去掉的只是人曾经赋予它、被它上面如一件华美外衣的意义(至善、进步……),回收并表示轻蔑。卡夫卡的K所面对的,如果指的是某种具体的、还愈来愈巨大的社会化官僚化迷宫体系,理论上我们也能一并推测它但实际上几乎不可能(无政府已几乎确定是人一个远逝的、不会再回来的大梦);如果是人生命本身,人包含着物理性存有的一个准确隐喻,那直接就是不可能如我们无法取消衰老和死亡。去除其意义很简单,只需一个决定一次宣告,伸手揭开它一样,但这些几乎、以及完全不可能拆除的东西,会以一种更确实也更森严的毫无弹性样子直逼到我们面前来,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意义,包括那些虚假的、想象的、疏漏的、矛盾说不通的,其实也还都是一种必要的解释、隔离和安慰,就像人用神话宗教来处理死亡这一狞恶却又完全无法躲闪的东西。我们看穿它,就得忍受它,这是人诚实英勇的代价及其赌注。
还有,意义消亡,会有很多如昆德拉所说“自己想做的事”吗?数量如何?是增是减?——一般而言,意义和行动是紧密相连的,意义消失,行动会往下降一阶,成为只是活动,再往下降就只能称之为运动了,像我们说分子电子的运动那样(也就是毫无自由意志,但不察觉地顺从某个力量)。昆德拉之前也这么质问过“如何区分行动和惯常性的重复行为?”
时间流逝里,一个缓缓只剩活动和运动的静止下来的世界,一个昆德拉所说只剩“絮絮叨叨”的最驯服世界,隐隐地指向某种原始。
又回头找神?这多没面子
《庆祝无意义》书里基本上有四个人,都有点面目模糊,大致上,也依年龄序(年龄对昆德拉非常非常重要,以为这决定人的位置和看到的世界模样,之前他称之为观察站,这次他用的则是天文台,是的,不同年纪连看着的自然界星云都不是同一张图),凯利班最小,算是演员;夏尔玩剧场,自己编剧或仅仅止于白日梦;阿兰算是或曾经是诗人,现实里大概是某种文字工作者;拉蒙最老也最模糊,他似乎读更多书而且有着某种文学的、知识的家世,衔接着某个消逝时光消逝年代,还记得最多事情和人名,但已是个退休的、逛公园的人。昆德拉给了我们这样一张年深日久、仿佛淡去了的四人合照,但我们依稀认得出来,这曾经就是戏剧、诗歌、文学和知识。有趣(或心有不甘)的是,昆德拉让时间在阿兰和拉蒙之间打了个弯折,书中最严厉最强硬的话反而多由拉蒙这最老的一个讲出来如触底反弹,他不要让拉蒙是那种我们这一时代快速增加已成应然的驯服老人,相较于阿兰的宛如提前进入老年、事事道歉、一律用道歉来替代是非对错争议(如今我们要老人做的就是不断道歉,中国大陆这边也许还没正式开始,但相信我,快了);或者说时间不是弯折而是更加速,如今的老人下修到阿兰这年纪,呼应着半世纪前那句历史名言:“绝对绝对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拉蒙因此被堆落成只是死人,如卡尔维诺所说“满怅怨气的死人”。他讲出来的是遗言,汉娜·阿伦特所说那种伴随某一消逝时代的遗言。
有这一段,是阿兰独坐于他的工作室,那个用博斯·高更(谁啊?)的复制画海报隔成的一人私密空间,他当时心情其实满好的。似乎,历史不朽(我们曾以为如此)名画已成为立入禁止。有效吓退世界和众人的东西,类似于通了电的铁丝网或某些猥亵危险脏污的字限符号,或仅仅只是告诉你这里头很沉闷很无聊不好玩而已。“他一直有个模模糊糊的想法,若早生六十年,他会是个艺术家。这个想法确实是模模糊糊的,因为他不知道艺术家这个词在今天是指什么。一位改行当了玻璃工的画家?一位诗人?诗人还存在吗?最近几星期令他高兴的是参加了夏尔的幻想剧,他的木偶剧,这个正因为没意思而令他迷惑的没意思的事。……由于对诗怀有一种谦卑的尊重,他发誓再也不写一句诗了。”
这是什么?这也不是现在才说的,长期以来,昆德拉一直在想在讲小说乃至于文学的极限及其最后模样,但逐渐的,转成为在现实(必然提前)终结的思索,他几乎是确定了,时间就是现在,我们已站在一个没小说、没文学、没艺术的时刻;也就是,小说文学艺术并没用尽它的可能,只是人们先不需要它、忘记它了。惟一和之前不同的是,昆德拉似乎把死亡时间鉴识又提前了不是吗?还不是现在,是六十年前,算起来大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以法国来说,还在六八学运之前。
回想起来,人的第一次无意义宣告并不真的是意义的完整思索及其破毁,这第二次才是。第一次针对的只是神,以及类似神的东西、神衍生出来的东西,人不要它强加于我们身上的种种,甚至,连反对、不要都是可疑的,拉伯雷书写当时(16世纪前段),极可能是人类书写最“淫荡”的时刻,而且往往出自于虔信者甚至神职者之手,这和他们仍过着某种圣洁的、有德的、充满正面意义的生活并不感矛盾,实际上,这正是一直以来“民间”的生活方式,人一边咒骂、嘲笑神甫修士修女(留下来最多精彩淋漓的笑话),一边虔敬地上教堂并聆听、奉行教谕,此后(又三百年后)我们在果戈理小说看到的当时东正教世界也仍是这样。也就是,这种反抗,可以只是一种节日(假日,假日的设置源远流长),一种在意义过度充塞的日复一日生活里的必要呼吸,而且,极重要的而且,这是被允许的,累你六天,放一天假,再回头累你(变得比较甘愿)六天,大致是这样,我们得注意到其深处隐藏着的保守内核。
不要神(以及自然法云云)显示的、给予的意义,人就得自己来。这里有个关键性的认知转移,意义不再先存在于自然界如某种矿石(大自然是无意义乃至于无序的,如晚年的列维·施特劳斯讲的“无序,统治着一切”,伴随着这样逐渐成型的怀疑),意义是人的世界才有、才需要的东西;建构意义的“材料”不再是自然物以及其他物种(其他物种只提供某些纯美学的寓意),就只是人资深,人特殊的存有,人独有的死亡/生命意识,人的时间知觉,任何人的往复联系云云。也因此,这第二次的无意义宣告,就不仅仅是人进一步的解放、人从自身建构的世界再脱逃出来而已,这另一面来说也是人的失败,人行动的撤回,昆德拉所说人(欧洲人)赌在自己身上一个几百年特殊之梦的宣告终结,欢快里颇清楚也夹杂了对人自身的深深失望及其沮丧。
人成为立法者,意义的重新获取并不难(更多时候只是拿掉神,还原为由人自己说出来而已),难的是人如何再相信它。最简单来说,神的退出,留下了一个难以弥补的关键空白,意义始终找不到一个足够坚实的起点,一个必要的第一因,人对意义的坚持和辩护于是很难脱离某种循环论证,更难稍长时间抵挡相对意义的攻击,还抵挡不住人种种不诚实的、别具用心的攻击。当意义缺乏足够的应然成分,失去了某种普遍有效的命令力量(对自己、对他者),它仍是意义吗?它人言人殊,很难不缩回成为个体之人某种难以言喻难以及远的特殊体认,某些晶莹的、闪着微光但很快复归消失的东西(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里我们已看过一堆),连记住它都很困难。时间不足,没有指称,从而也负载不起任何希望,只是一根偶尔飘下来的美丽羽毛,并不是降临一个天使。人要相信它不想再漂流,像帕斯卡讲的,于是人一生总得“赌一下自己的迷信”;或马克斯·韦伯,不管是神是魔,你总得认一个,并专心侍奉它,事情往往就会到这样。只是,这不是绕一圈又回去神那里了吗?
人成为立法者,哲学家们如康德这么宣称,但我们最笨地来问,这是指一个人、一些人还是全部人?——实际的进行过程中,最让人沮丧并“屡屡感觉不可能”(借小说格林的工作之语)的也许正在这里。事实如此,对“全部人”,这无疑是太过沉重的工作也难以执行,还需要多说明吗?现实里,基本上仍只有这么一种进行方式,古老的,如柏拉图用他著名的洞窟寓言指出的那一种,那就是能够而且愿意穿透事物表象的,只能是个体的人,而且为数不多就拿几个,得劝这几个挣开铁链的人好心再回转洞穴(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来,解放并说给“全部人”听。但这个由上而下的意义建构模式不也正是我们一并要挣脱的吗?人第一次对意义的反抗,不也是察觉此一意义“获取/授予”形式对意义的实质侵害和束缚吗?就像逃离宗教信仰的格林(但没逃远,他徘徊犹豫)小说里那两行对话:“你不觉得没有了上帝,这一切全没意义了吗?”“恰好相反,我常想正因为有他,这一切才变得这么没意义。”
年龄对昆德拉非常非常重要,以为这决定人的位置和看到的世界模样,之前他称之为观察站,这次他用的则是天文台,是的,不同年纪连看着的自然界星云都不是同一张图。
(下转B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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