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与肺癌同行的最后日子(2)

　　（上接C04版）

　　快乐

　　“社会缺少传递快乐的人”

　　作为宁夏文坛的领头羊，除了自己的创作之外，张贤亮对于宁夏文坛的贡献非常巨大。杨继国记得：“宁夏的后辈作家出版著作，请张贤亮作序，他从不拒绝。宁夏文联的前任主席和党委书记，配合上多少有些不尽人意。我们俩合作那些年，是宁夏文坛收获最丰的时候，不仅出现了宁夏文坛‘三棵树’、‘新三棵树’，而且作家都成林了。不仅在文学上声势喜人，在其他的文艺领域也同样如此。”

　　马知遥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中央美院，因思想问题“发配”到宁夏，80年代初因当面顶撞某高层领导，不愿在原来的系统待下去。他写过两三篇有关回民生活的小说，后来，张贤亮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他调到了文联。马知遥说，“那时，他还没有当上宁夏文联主席，但是，领导很重视他的意见，投票时，三位有决定权的领导中，两位投了赞成票。就这样，我调到了文联。为了不辜负他的‘知遇之恩’，我后来创作了我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亚瑟爷和他的家族》。80年代末，我查出了癌症，他在宁夏安排了最好的医院和医生为我治疗，病愈后，他还托人带给我1000块钱。”

　　无论是否在文联任职，张贤亮对于宁夏文艺界的关注和热心都不曾稍减。杨继国记得，卸任文联主席之后，张贤亮准备设立一个奖，奖励在文学创作上获得成绩的宁夏作家。最后，促成了“镇北堡西部影城文艺奖”的设立，规定的奖励范围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所属各协会的文艺家所创作的荣获全国文学艺术奖项的作品。

　　而近些年与张贤亮关系颇为密切的郭文斌，提到张贤亮对自己的提携，更是感佩不已：

　　2006年，我强烈地感受到，世道人心滑坡，社会极需传统文化，就自不量力地开始学讲孔子，推广传统文化。之后又提出安详生活的理念，首先在全国高校宣讲，受到欢迎。出乎我意外的是，随着影响的扩大，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同时到来。有那么一段时间，反对的声音更加强烈，我感觉压力很大，如果不是市里主要领导的鼓励支持，我都有些打退堂鼓了。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贤亮主席的邀请，让我到影视城给全体员工讲一堂。那是一个让人难忘的下午，主席在百花堂等着我，同样鼓励我一番之后，居然让马红英老师给他点了崭新的二千元钱，亲手给我，说这不是讲课费，是他对我弘扬传统文化的奖励，我说我怎么能拿主席的钱呢。他说，如果你不拿，就是生分了，再说，你不能拒绝我对你的奖励啊。我就只好接受。他说，本来他也要听课的，但是怕他坐在台下，我放不开讲，他就等着看光盘吧。不久，我果然收到印有影城漂亮封面的光盘。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动。我非常清楚，他一定知道了我当时面对的压力，就用这种方式表示对一位弘扬传统的晚辈的支持和呵护。我也确实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心理支持，更加坚定了推动传统文化的信念。

　　2010年，我安排副主编郭红通读了贤亮主席的全部作品，给《黄河文学》采写一篇有关主席的深度访谈，采访中，当话题进入到传统文化，郭红顺便讲到我近年推广的安详生活理念，不想贤亮主席说：

　　“我跟他一起去大学讲课，他讲得很好，能契合大学生的需要，他有这种状态，把它发挥出来，感染别人，很好。他活得很快乐，能把快乐给别人，我们社会恰恰缺少这样的人。”

　　张贤亮曾说自己的主业是“快乐，追求快乐，创造性地追求快乐”，现在，他大概是想把这生活态度传达给更多人了。　　

      青年　“我不知道张贤亮，但是知道西部影视城”

　　作为宁夏的“文化名片”，张贤亮的文学事业和西部影视城，对于宁夏文化事业的贡献不言而喻。早在2008年本报记者采访他时，他就说自己要写一部自传，而且会写到自己的家族。病发前，张贤亮透露，这部著作正在修改之中。马红英告诉记者，“这部著作没有最后完成，可能只有等以后发表了。”

　　相比未完成的自传，张贤亮一直自称西部影视城为其“立体的作品”。经过张贤亮的创意、策划、管理，在“一片荒凉两座废墟”的基础上，镇北堡西部影城已发展成中国最具规模的影视城以及银川、宁夏旅游的重要景点。这是张贤亮，留给这个城市的痕迹。

　　银川人对于张贤亮，不同年龄段的人看法不一。在去银川的飞机上，一名五十多岁的同行旅客说，自己以前当兵时，曾发表过几部小说，但后来放弃了文学创作。“我见过几次张贤亮，后来知道他男女关系的事情后就不喜欢他了。几年前，他在银川市中心鼓楼的西边竖了一个很大的广告牌，为西部影视城做广告，很多银川人反对，但是，这个广告牌过了几年才拆掉。”

　　出生于1970年的宁夏大名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哥李和林说，“我从80年代就读张贤亮的著作，到现在也还经常读。我们这一代人肯定都知道张贤亮，但是，80后、90后可能就不知道了。我儿子读张贤亮的书，突然觉得很难理解。”

　　李和林的判断，在一位1988年出生的出租车司机身上得到了印证。“我不知道张贤亮，但是知道西部影视城。”

　　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