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昨天的世界，看明天的世界

　　贾雷德·戴蒙德以《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声名远播，他是一位演化生物学家，写作横跨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试图为历史变迁建立一套演化论的解释范式。前不久，中信出版社出版了其新作《昨日之前的世界》，本书延续了戴蒙德的野心，通过对原始“捕猎-采集文明”的观察与研究，作者理清了现代文明的来路，指出人类所付出的代价，并带领读者从整体的视角去反省过去、鸟瞰未来。

　　原始文明的遗存

　　人类文明是同源演化而来吗？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很难回答。从逻辑看，我们都是人，有共同的生理基础，亦应有共通的精神基础和价值基础，只是生存环境、历史境遇不同，才使文明呈现多样性，随着技术进步，差异的坚冰终将化解。

　　可具体来看，不同文明的差异确实惊人。以天主教为例，信徒需交纳收入的十分之一，在生产力不发达时代，这个负担过于沉重，可为什么那些饥饿的人们却甘心承担？他们为什么如此关注精神？用理性，很难给出解释，似乎只能视为文明的“宿命”。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仍有许多原始部落，人们使用一千多种语言，戴蒙德对此持续研究了40多年。在国家出现前，捕猎-采集是人类文明的基本样式，它已存在1.1万年，而国家仅5400年，前者无疑更成熟，后者更稚嫩。

　　出乎戴蒙德意料的是，原始文明并非幼稚与善良，各部落均以邻为壑，边界意识极强，陌生人随时可能被杀死。因为生产力低下，无法支撑复杂的社会关系，人们只能凭血缘、地缘划出一个个小圈子。

　　原始部落也有商业，但更接近于玩政治。甲部落会制造陶器，却不制造，非要同盟的乙部落生产，自己再购买过来，以让利友邦。商品不因需要而流动，而是变成了“友谊的使者”与“贡品”，可见，天朝制度是原始文明的孑遗，并非深刻思想的产物。原始部落对它的熟悉程度，不亚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人情为何大于法

　　在原始文明中，小圈子是承担责任的基本单位，人性融化在共性中，个体“自我”受压抑，难以觉醒。

　　一次交通事故，某司机轧死了部落儿童。要平息纠纷，只能运输公司老板出面，因为在部落人眼中，肇事者不重要，“当家的”才重要。在“熟人”说和下，死者父母要求老板带全体员工登门道歉，他们必须当场痛哭，哭得足够真诚才能过关，当然，还要附加物质赔偿。

　　对于受害者，他们需要的是加害者理解自己的感受，宁可损失物质利益。对小圈子来说，关系大于公正，而修复关系，就要以共同感受为基础。有的部落在战争中落败，父兄被杀，自己被轰走，可他们回到原地时，竟会心安理得地给战胜者送礼，在他们看来，这就叫和谐。

　　靠关系不靠法律，所以杀人和盗窃的并无区别，只要关系修复，再大的罪恶也会被宽容。

　　人道灾难催生了国家

　　没有法律，捕猎-采集文明战争不断，年均死于战争的人口达0.36%，远高于上世纪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0.15%）。

　　战争死亡率高，因为经年不断，全民参与，对于俘获的老弱妇女，一律虐杀。他们也有人性，他们对子女的照顾远多于现代人，给予更大自由空间，很少责罚他们。但天性之爱不足以约束“抱团的自私”。戴蒙德认为，正因为部落间征战不休，才催生了国家，国家依法收缴个体的施暴权，达成长时间和平。

　　这或者能解释，为何每次王朝颠覆都会引发惊人的人道灾难，小民们只好接受一个新主子。新王朝未必好，但在更坏的威胁下，大家别无选择。不论涂上多少神圣油彩，这其实是捕猎-采集文明向前延伸的通用逻辑，为了生存，人人都要杀人，最凶的就成了共主，成了坐稳奴才的后代们口中的“祖先”。

　　文明的源头并非田园牧歌

　　由此看来，原始文明绝非田园牧歌，人类是被逼出襁褓、走到今天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憧憬过去？

　　因为捕猎-采集文明和农耕文明的痛点不同，农耕文明中的人要承受环境风险、人际纠纷、缺乏自由等伤害，而捕猎-采集文明似无此虞。

　　这就像猎狮人过马路，他会怕得要死，徘徊10分钟都过不去，而城市人会轻易完成，可他们绝不敢与狮子对峙。文明的不同阶段，忧患亦不同。让戴蒙德惊讶的是，部落人恐惧过度，堪称神经质。

　　在原始部落中，暴力、疾病与意外是三大死因，所以他们怕陌生人，怕疾病，怕遭遇野兽，而现代人都生活在陌生人群中，有法律保护，他们不大可能被别人杀死，病死是老年才发生的事，他们平均寿命长出了一倍多，因为不常见到死亡，所以不会恐惧过度。

　　宗教是如何演化而成的

　　沿着戴蒙德的逻辑就能明白，不同文明是在同一条根脉上的枝杈，彼此演化的逻辑一致。

　　正如古代农民不愿占有一大块整地，而愿换成零碎的小片土地，劳动量虽增，但将鸡蛋分篮，绝收几率也会减少。在英国中世纪和中国的唐朝，情况皆同，可见人性共通。

　　那么，怎么解释宗教呢？原始人为何需要这么高级的精神需求？

　　戴蒙德认为，宗教它初期只是一种解释功能，面对万事万物，人类经常会过度推论，从而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而解释功能的进化，又带来安慰功能、消除焦虑功能等，最终成为宗教。

　　最有利的证明在于：推广成功的宗教并不需要其教义更真实，关键看它是否有利于实践，能激发人们的投入、生育下一代、拉别人进入，以及能否建构功能健全的社群。

　　宗教的形态各异，但这个基准点具有普遍性。

　　孝道是适应环境的结果

　　历史发展充满变数，因为人具有主动性，不同的选择会对结果造成巨大影响。

　　但进一步扩展视野，就会发现人的因素也有内在逻辑，我们都有趋利避害、寻找最大公约数的本能。不能因为存在差异，就误认为源头不同、本质不同，将自己隔离于整体之外，在自我神圣的幻觉中走向自我异化。

　　只要是人，就会有共性，差异往往是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背景的产物。正如书中写到的那样，土著人指着戴蒙德的鼻子批评，说美国人对父母如此不孝，居然把他们送进敬老院。可在土著式的孝道中，也有杀掉老人的血腥，他们的孝并非更高的道德，而是适应环境的结果，他们以为那是他们的“粹”，足以寄托道德优越感，其实他们和长辈未必有更多亲情。

　　戴蒙德认为，捕猎-采集文明也提醒着现代人，比如国家建构的虚伪性，使我们无法拥有完整的自尊与勇气，比如怎样的教育更有利于孩子成长。

　　历史的逻辑是统一的。我们从同样的昨天走来，也会走入同样的明天。

　　□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