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的思想转折

　　作为著名报人、社会活动家的储安平，长期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内。然而，此种贴标签式的定位太过粗疏，无法呈现出一个丰富的储安平。本报特邀新近出版的储安平文集《强国的开端》的编者韩戍撰文，通过一批新发现的储安平佚文，梳理他一生的思想转折，以期对其生平与思想有更全面的认识。

　　从左翼文学到新月派文学

　　初出茅庐的储安平，曾经给鲁迅写过信，是一个标准的左翼文学青年。他早期的书评《布洛克及其名作〈第十二个〉》，介绍的是一部俄国革命小说；《血之沸腾》发表于创造社的官方刊物《流沙》，讲述了工人代表因要求加薪被资本家殴打后抗争的故事。其他文章中，他也常用马克思主义式的话语分析问题。比如他在1928年的《光华周刊》上发表的《多方面的发展》中说：“任何一个社会我们都可以分出两个阶级：一是下层基础，一是上层建筑”，“下层基础就是一些经济的状态，而这种经济的状态，支配了上层建筑中的一切意识形态。下层基础不稳固，上层建筑必摇荡。”

　　徐志摩来光华大学任教后，储安平开始与他近距离接触，并受徐志摩的人格感染，逐渐亲近新月派文学。新月派文学与左翼文学针锋相对，将“尊严”和“健康”视为文学的两大标准，反对文学上的偏激主义和功利主义，认为文学的任务在于反映普遍人性，不能因阶级、政治而抹杀人性。在徐志摩的提携下，储安平发表文章的阵地逐渐转移到《新月》、《真美善》等，产生了《一条河流般的忧郁》《豁蒙楼夜色》等脍炙人口的散文。这些散文轻盈、优雅、哀而不伤、瑰丽精湛，成为新月派文学的代表作。

　　从观察文坛到关注社会

　　1933年夏，储安平以新月派作家的身份进入《中央日报》担任副刊编辑。他在副刊上集中发表了一系列观点鲜明的文章，批评鲁迅的左翼文学和林语堂的“论语派”文学。他认为，鲁迅原是伟大的小说家，现在转而写作一挥而就的千字杂文。这些杂文非但是创作上的投机取巧，且文风刻毒阴损，推动了文坛的刻薄风气；林语堂的负面作用类似，论语派文学大行其道后，文人竞相谈论幽默，从事严肃的文学创作的人越来越少，文学开始普遍带有一种油滑、讽刺的腔调。

　　随着储安平对林语堂和鲁迅的批判，以及目睹过多的文坛黑幕，他对作家的评价已经越来越低。他鄙视文人将写作视为商业行为，反感文人竞相空谈缺乏实干精神，讨厌作家互相争斗大打笔战。由此，他逐渐告别文学，将目光从观察文坛转向关注社会，开始写作评论。此时的储安平，大约写作了将近三十篇评论，涉及政治、文化、经济、教育、农村等诸多问题，范围非常广泛。

　　储安平的许多评论，都以《独立评论》和《大公报·星期论文》的文章为讨论对象，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文章，他都曾写过文章提出商榷。比如胡适认为失业的主要原因是个人无能，不可轻易归罪于社会没有提供机会。储安平则认为胡适的论调太偏，个人能力只是谋求职业的条件，课程设置的不合理，社会需要人才的多寡，都有原因。储安平对胡适的质疑未必高明，但他显然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比胡适更为理性。他多次以胡适为对话对象，表现出他对与中国一流的言论家相对话的兴趣和期许心态。

　　国难中激进的民族主义者

　　储安平从观察文坛到关注社会的转变，固然是兴趣的转向，也和他一直以来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有关。储安平对国家的危亡怀有极深的忧思。1929年，他在《双十节在我们的心头》中呼吁广大民众联合起来与东西方“帝国主义”展开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储安平作为学生领袖，曾经两次率领上海学生去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东北。由于蒋介石拒不出兵，储安平在五千余人的队伍中挺身而出，怒斥蒋介石。这种极具勇气的行为，在当时传为佳话。

　　国民党的消极抵抗，使储安平的不满情绪加剧。1932年春，他在国社党主办的《再生》杂志上说：“我们回顾执政后的国民党，他们的政绩在什么地方呢？有人说等于零，但我们觉得，实在比零还要坏。我们姑且撇开物质的建设不说，就精神上的遗留而言，国民党之影响到后十年内的国民道德，其罪过真无可计算……我们认真的看到国民党在一般人民的血里所栽培下的，只是一种反国民党的力量。”

　　不过，这种激进情绪只是暂时的。进入《中央日报》工作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这一时期他的评论，明显支持中央政府，包含着鲜明的民族国家意识。他会推崇蒋介石领导的新生活运动，谴责山西、广东两省地方势力的经济割据。1936年他采访柏林奥运会时，对希特勒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大加赞赏，呼吁中国以德为师，在一个强有力领袖的带领下，逐步走向民族复兴。此种观点，与当时蒋廷黻、丁文江等知识分子鼓吹的“新式独裁”遥相呼应。

　　从民族主义到伸张民权

　　当然，早在大学时代，储安平就接受了一定的自由主义思想启蒙。胡适、罗隆基、王造时、潘光旦等老师的言传身教，使其接受了当时正宗的自由主义教育。去《中央日报》工作之前，他还试着写了一本公民读本式的小册子《给弟弟们的信》。不过，他虽然赞赏民主，却很少谈到个人自由。他提到更多的是“公”的精神，认为政党政治决不是以权谋私，互相争斗，而是要和衷共济，天下为公。

　　1936年储安平留学英国，开始亲身领略到英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主要是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不过，回国后的他无暇发挥这些思想，仍以一个抗战宣传者的身份鼓吹民族主义。他甚至不希望抗战马上结束，希望以足够长的苦痛使国家观念在国民心中彻底植根，让后方的工商业和文化彻底发达，让中央政府的命令在西部畅行无阻成为常态。为了表示对中央政府抗战的支持，储安平决定亲自去前线采访战争。总之，他将国民党视为领导抗战、复兴中国的中坚力量，在言论和行动上完全支持中央政府。

　　然而，国民党的做法屡屡让他失望。他的妻子端木露西与《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有染，程却未遭到惩处。他到中央政治学校任职，续聘时却要求他必须入党。他到国立师范学院（钱钟书《围城》中三闾大学的原型）任教，目睹了这所国民党实施党化教育的重点学院的空气沉闷。他在《新评论》上发表了两万字长文《中国行政院与英国内阁比较研究》，隐晦地表达了对国民党的严重不满。

　　1943年末，他担任桂林《力报》主笔，并以此为园地展开了对国民党的言论批判。他重申人身自由，呼吁废除报刊审查制度，批评政府的低能腐败，催促政府迅速制定宪法。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储安平的自由观在理论上已是常识，但在当时仍具有一定的普及意义。这说明，储安平已经从一个积极拥护中央政府抗战的民族主义者，转变成一个批评政府的自由主义斗士。

　　对储安平“自由主义”的反思

　　当然，储安平对自由主义并无任何学理上的贡献。他的自由观，简单说便是政治自由加经济民主，希望两者并进，毕其功于一役。而且，在他看来，自由并非终极目的，民众拥有自由才能最大程度发挥积极性，进而促进国家的繁盛。储安平的自由主义并非是一套观点方法理论的集合体，具体主要表现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上，认为国民党无法集中全部的人力物力促进国家进步，只会阻碍国家的富强。

　　因此，他呼吁自由的最终落脚点，仍是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主办《观察》，绝非为了宣传什么自由主义，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拯救国运的工作，认为独立、健全的舆论可以促进国家的进步。所以，当他看透国民党无法承担此种历史重任时，便将希望寄托到共产党的身上，于建国前夕主动投奔中国共产党。

　　□韩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