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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和编辑出版家叶圣陶诞辰120周年。前不久,由《中国编辑》杂志社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了叶圣陶教育出版思想学术研讨会暨《叶圣陶全传》《叶圣陶教育名篇选》首发式。《叶圣陶全传》共计三卷,约130万字,作者商金林是中国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也是国内最资深的叶圣陶研究专家。
商金林先生三卷本《叶圣陶全传》给我印象较深者有以下几点:
一、少年曾受军国民教育。这部分内容虽仅有9页(第一卷第50-58页),但对于心智正在发育的少年,军国民教育却是一段不容忽视的成长经历。军国民教育这股思潮在清末民初“极有势力”,是在列强说中国人是“冷血动物”“一盘散沙”“东亚病夫”的刺激下的反弹和振作,由奋翮生和蒋百里首倡于1902年,清政府在1906年把“尚武”定为其中的一项“教育宗旨”,民国成立后“尚武”之风风靡学堂。
我们印象中的文人似乎都是弱不禁风之辈,但20世纪初的孩童在学校里受的是严格的军国民教育,吟唱的是《中国男儿》和《童子军》一类铿锵昂扬的准军歌,仰慕的是“哥哥华盛顿,弟弟拿破仑”。1894年出生的叶圣陶,就是在“老大之中国”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为“雄健之少年”。
二、一度痴迷无政府主义,加入中国社会党。以前读顾颉刚脍炙人口的《古史辨自序》时,就留意到他曾北上从事革命活动,但顾的《自序》关于那段经历,只是粗粗带过,语焉未详。不曾想叶老早年也让无政府主义的巨浪裹挟而去。转念一想,哪个少年不曾轻狂,哪个青年不曾热血,何况又是那个思潮翻涌、主义竞逐的年代。第一卷第五章描述的就是青年叶圣陶“振于好奇之心,遂与魑魅为伍”那段“真如痫作”的岁月。
还在草桥中学读书时,和顾颉刚一样立志“读尽天下书”的叶圣陶有一阵热衷于抄录《民立报》上连载的《记英国工党和社会党之关系》,而这篇长文正是其当时的力作。辛亥革命后,江亢虎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党,很快发展成“第一大党”,不到一年在全国建立了四百多个支部。血气方刚的叶圣陶加入社会党之后,在“三无二各”(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主义“催眠”下,留着“蓬蓬松松”的“大披头”,甚至高喊“中国欲安,非杀却袁世凯不可”,活脱脱就是一个激烈的革命青年。
但在坚硬的现实面前,“欢舞如痴之人”免不了要碰壁,失落的叶圣陶退而寻求新的“处世之法”。值得一提的是,“痴怀渐醒”之后,叶圣陶“常与佛书为缘”,潜心研读《庄子》和佛学。而佛学在民初十数年也是一股汹涌澎湃的潜流,并不像今人想象的那样消极清寂,相反是跟维新、变革联系在一起的。
三、国民党员。作者在《自序》中说自己努力挖掘材料,“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圣陶先生和夫人胡墨林在共产党人的劝导下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把他们的居所仁馀里二十八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这些史料是我在图书馆泡了一个月,从当年上海的《时事新报》上找到的”。但遗憾的是,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叶圣陶的思想状况,书中并没有详细的叙述,隔了几页就写传主“把国民党党证撕得粉碎”了。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了解到叶圣陶不仅当过社会党党员,还曾加入国民党。
四、热烈拥护“文化大革命”。这是我此前毫不了解的。从第三十七章可知,“文革”期间,叶圣陶日复一日恭恭敬敬地抄读毛著,认认真真地学习党报党刊,非常自觉地“站队”,旗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比如,刘少奇挨批后,叶圣陶在1967年4月1日日记中就表示:“若刘(即刘少奇)者,诚宜斗倒都臭,而若戚本禹此文,确能奏斗倒斗臭之效,既听广播,又观报载全文,为之称快。”仅此一例,可知叶圣陶的“一颗红心”。
当然,本书其他佳胜处甚多,兹不赘述。然而,这部传记也不无可议之处。洋洋三大卷一百余万字,处理传主将近一个世纪的漫漫人生长途,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通读下来,感觉对传主的脾性把握不够,形象仍较模糊,对时代风云的理解也谈不上透彻,基本上浮于浅表,离传记“知人论世”的境界差距尚远。全传刻意求全,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过多,篇幅过长,几乎每部集子的每篇作品都不放过,缺乏取舍和提炼,导致全书的连贯性大打折扣。另外,全传利用材料比较单一,基本上是传主本人的作品和叙述,不少地方缺乏批判的眼光,影响了其深度和厚度。
本书作者商金林先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自1975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后,就和“叶圣陶”这个名字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么多年来孜孜不倦埋头叶圣陶研究,先后完成《叶圣陶年谱》《叶圣陶传论》《叶圣陶年谱长编》,自有其贡献。这部《叶圣陶全传》虽存在一些不足,但读者开卷自能获益。
□罗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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