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德无言”陈翰伯(1)

　　两天前，中国最古老的现代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迎来了一批皓首老人，他们当中有来自新华社的新闻工作者，也有来自不同出版社的一批老出版人。老人们聚在一起，是为了陈翰伯，一位似乎并不为人所熟知的出版家。

　　其实陈翰伯的百年诞辰，是在今年的3月14日，但出版界的纪念大会，却到10月16日才举办。迟到的原因不好揣测，但这小小的细节，确实说明人们于陈翰伯这个名字，多多少少还是觉得陌生的。作为一位出版人，这大概也是另一种成功，那么多人在读他主持出的书，却少有人知道他是谁。

　　青春办报，皓首出书

　　陈翰伯，他到底是谁呢？先抄录他晚年的自叙小传吧。

　　“我祖籍江苏苏州，于1914年3月出生于天津。在天津上完小学、中学，在高中二年级‘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并参加了一些天津党的外围工作。1932年我到北平，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1935年冬，在党的领导下，我和几个同学共同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1936年2月，我在燕大入党，后来在党内任北平学联党团书记之职。1936年夏毕业后到上海。在全国学联参加过短期筹备工作。1936年11月到西安，在东北军张学良将军所办《西京民报》任编辑，后任总编辑。1937年3月到杨虎城将军所办《西北文化日报》任副刊编辑、国际新闻编辑，并担任社论撰写工作。1937年5月，陪同美国记者、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前往延安约1个月。1939年春在成都《新民报》专管写社论工作。后在我党和民主各党派合办的《全民通讯社》主持发稿工作。1942年在重庆《时事新报》任新闻版编辑。1945年任重庆《新民晚报》副总编辑。1947年在上海，与几个同志创办党领导的公开发行的、群众性报纸《联合晚报》，我任总编辑。

　　全国解放以后，我在新华通讯社总社任编委，并兼国际新闻部主任，后来党把我从新华通讯社总社调到新闻出版总署，具体负责创办北京新闻学校，任副校长。1954年，新闻学校工作结束，我被调到中宣部，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具体工作是《学习》杂志责任编委。1958年春调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兼总编辑。十年动乱以后，我担任过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

　　综上所述，我是青春办报，皓首出书，接触面虽较广，于学问上毫无专长，在事业上也无建树。聊以自慰的是，做了一枚对人民有点用处的螺丝钉。

　　1980年秋患病，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我已告老，但尚未还乡，现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看看摊子。入党那年，我22岁，是一匹驹。而今垂垂老矣，但愿还能作一匹骥吧。”

　　“青春办报，皓首出书”，这份自叙，谈青春多，谈皓首少。但短短几句话里，却有说不尽的惊心动魄处。陈翰伯从1958年开始的出版人经历，后来对汉语世界的阅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或者可以说，在他手里，一些关于读书的基础建设工作，最终得以完成。

　　从学术书到辞书

　　陈翰伯1958年到商务印书馆主持工作，这段经历，他曾有一篇《从小读者到老编辑》中说道，“我非常羡慕金灿然，中华书局搞成功了，我这里得到的支持较少，工作比较困难”。

　　有难处的情况下，陈翰伯的主意是读四史：世界通史、西方哲学史、经济学说史、政治思想史。后来他在商务印书馆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基本上便以此为纲，列出数百种书目。但其中有些是近现代的资产阶级著作，就不无风险了。“我们在两个方面做点“保险”工作，一是在译本前加上批判性序言，一是把好发行关，采取自办发行或由书店内部发行。”后来读者的记忆当中，常常有关于“灰皮书，黄皮书”的激动书写，但对当时印这些书的出版机构来说，压力其实还是相当大的。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后来成了学者的标配。就影响与赓续而言，陈翰伯当年组织定下的书目，其实绵延至今，比如前几年才翻译出版的《琉璃宫史》便出自最早的规划，而蒙森的《罗马史》，则到2014年才出齐。

　　汉译名著之外，和陈翰伯有关的第二个项目，是辞书的出版。辞书人人都要用，但却又不会投之以太多的注意力，是真正最基础的文化建设。在陈翰伯百年诞辰纪念会上，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82岁的林尔蔚先生说，他去国外看最专业的辞书出版社，涉及的语种可能也不如商务印书馆多，在这方面，商务印书馆可能在全球都独一无二，而奠定这一基础的，则是陈翰伯。

　　陈翰伯推动编纂修订了几部大型的辞书，《现代汉语词典》是人人都要用的，自不必说，《辞海》，《辞源》，《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则代表了汉语的底蕴。这几部大型辞书，分别由陈原、许力以等出版家主持其事，其中《汉语大词典》，则由陈翰伯本人主抓，于1976年在没有主编的情况下匆匆上马。这部辞书到1994年编成，陈翰伯本人都已经辞世六年了。

　　从少儿书到《读书》

　　在陈翰伯诞辰百年纪念座谈会上，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宋木文发言，引用出版界对陈翰伯的评价，“没做大官，却做了大事”。陈翰伯曾经在“文革”后主持过出版工作，职务是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至于他做的大事，宋木文着重提及“全面推进了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为出版工作在新时期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年的破冰，可能是从少儿出版领域开始的。“1978年10月，陈翰伯在江西庐山主持召开全国少儿出版会议，以解放思想、批判极左、勇闯禁区、繁荣出版为指导，制定全国重点少儿读物出版规划，推动我国新时期少儿读物出现繁花似锦的新局面。”（据宋木文发言整理）如今四十来岁的读者，很有可能能回忆起小时候读到的《娃娃画报》之类杂志，不要小看那一格一格的连环画，它代表的是阅读生活的一种可能性。此后，陈翰伯又推动突破了地方出版社的地域限制，提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调动了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特别为后人称道的，则是他在陈原，范用的协助下，领导创办了《读书》杂志。

　　早在1970年，陈翰伯、陈原和范用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时，就曾经设想要办一本读书杂志。八年后，书禁初开，陈翰伯主持出版事业，范用提出由他任总经理的三联书店主办《读书》杂志。

　　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面市。第一篇就是李洪林的文章，原名为“打破读书的禁区”，后由范用改为“读书无禁区”。在叫好声中，也引起了数不清的质疑。

　　1981年4月，《读书》两周年，时任《读书》主编沈昌文向陈翰伯报告了“读书无禁区”发表后的反应，希望他能就此文表个态。于是，陈翰伯在亲自撰写的社论“两周年告读者”中，对这篇文章给予很大支持。文中写道：“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砭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

　　（下转B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