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德无言”陈翰伯(2)

　　（上接B02版）

　　他所开始的，并未结束

　　陈翰伯曾经有一段文字，谈政治与出版的关系。“政治宣传可以舆论一律，学术理论著作则要百家争鸣，而不能舆论一律。多年来，由于忽视或违背书籍的特点，在出版与政治的关系上造成了混乱。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从特定的历史时期出发，陈翰伯推动了出版的革新，冯亦代曾评价他“把中国的出版业从濒临衰境，挽救了过来”。

　　在陈翰伯诞辰百年座谈会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高度评价这位出版前辈，“早在1979年，他就注意到了出版体制问题，并提倡载入宪法的出版自由和依法管理，组织了出版法的草拟，并整理、修订了包括《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稿酬制度等在内出版工作各项规章，发出了新闻出版改革的先声。”如今几十年过去，“陈翰伯同志生前念念不忘的出书难、图书品种少，人才少、学术质量低，印刷慢、出版周期长，发行门店少、排队买新书等等问题，已经在改革发展中迎刃而解。”（据柳斌杰发言）但以书本身的文化价值为依归，让出版人做好出版这件事，依然是出版界需要努力的方向。

　　（本文所引用发言稿由商务印书馆据陈翰伯百年诞辰研讨会现场整理）

　　■ 记者手记

　　当“中国好编辑”遇上陈翰伯

　　在“陈翰伯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桂晓风发言，称陈翰伯是编辑的榜样，并叹息当下的出版编辑资格考试，没能在确立编辑榜样方面下工夫。巧得很，就在这个纪念座谈会之前一周，由百道网发起，凤凰传媒投入百万元资助的“中国好编辑”评选启动，出版界正在开始寻找自己的“当代英雄”。

　　“中国好编辑”的评选背景，是电子大潮对传统出版的冲击，是人们阅读方式甚至生活方式的大转变。面对这样的变局，出版业也有种种应对的创举，但在很多出版人那里，还是面对变局的惶恐与迷惘，“未来的读者还需要书吗，还需要我们吗，还需要一个出版行业吗？”

　　问题看上去现实而尖锐，但很可能，这只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伪问题罢了。

　　上海世纪集团副总裁施宏俊有一个观点很值得出版人省思，“现在的问题不是未来的读者要不要书，而是现在的出版人有没有把书做好”。很可能，传统出版行业最大的对手，根本不是电子生活的冲击，而是未能真正实现自己应有的价值：把书出好。如此看来，传统出版的转型，也并不是简单地去搞新媒体或者电子化，而是要真正去做到价值出版——从传统出版到价值出版，这其中核心的生产力，当然就是编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好编辑”的评选不仅仅是要确立榜样，它所指向的，更是一个行业的自省与革新。

　　既然说到价值出版，就不得不提前代出版家的努力。以陈翰伯为例，出版界称他“大德无言”，因为在新闻出版界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的名字。但以价值论，当代中国的读者们，却也不得不承认受惠于他的努力——成体系的辞书，成体系的西方思想名著译介，还有对读书禁区的突破，都堪称壮举。不夸张地说，陈翰伯实现了一个好编辑，一个出版人可能得到的最大价值，默默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

　　因为现实条件的不同，今日的编辑，即便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大概也很难像陈翰伯那样，成为时代精神的幕后影响者了。毕竟，陈翰伯不仅仅是出版家，他更在一个时期成为出版业的领导，对各种资源的调动统合之力，非他人可比。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位“皓首出书人”对文化价值的发现之力与传布之忱，这也是在今天成为一个好编辑最需要的内在基础。因为电子化冲击而惶惑着的出版人，其实很难体会陈翰伯那代出版人的艰辛。这里不妨引用一段陈翰伯写于1968年的认罪材料（转引自沈昌文演讲录音），看看对于出书这件事，需要怎样的坚持。

　　“我1959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想把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作为研究项目，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65周年的纪念。与此同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消息，到1962年，在我的招魂纸下，旧商务这具僵尸，已经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散发臭气，毒害人性。……”

　　人的际遇不同，行业的命运也在变迁，每个人都可能遇上好时代，也可能遇上坏时代，但所谓价值，却总在那里。陈翰伯和他的同代人，遇上的是百废待兴却又密不通风的时代，他们建立了体系，打破了壁垒，完成了可能的历史命题。而今日的“中国好编辑”们，遇上的是转型的时代，创新的时代，与其叹息，不如努力。中国正在迎来文化基础教育背景最好的一代读者，出书的人，有什么理由恐慌呢。请相信，只要你能做出好书，就一定会有人读。

　　■ 链接

　　陈翰伯谈编辑

　　上世纪40年代我就知道有个进步的国际问题评论家叫梅碧华，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身材魁伟的陈翰伯。

　　到80年代初，我有幸在他领导下编杂志。刚到编辑部不久，便见到他的一个亲笔意见，文如下：

　　这里无甚高论，仅供改进文风参考。

　　一、废除空话、大话、假话、套话。

　　二、不要穿靴、戴帽。

　　说明：戴帽指文章第一段必须说上“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如何……”。穿靴指文章最末一段必须说上“为什么什么而奋斗”、“……而贡献力量”。当然这不是说不要宣传党的中心任务，而是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全文中去。

　　三、不要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不要用“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朱委员长”；不要用“英明的领袖华主席”。

　　四、有时用“毛主席”，有时用“毛泽东同志”。注释一律用“毛泽东”。

　　五、制作大小标题要下点工夫。不要用“友谊传千里”、“千里传友情”之类的看不出内容的标题。

　　六、引文不要太多。只在最必要时使用引文。有时可用作者自己的语言概括式地叙述。

　　七、尽量不用“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之类的话头，有时可用少量第一人称。

　　八、可以引用当代人的文章，并注明出处。此类注释可以和有关经典作家的注释依次排列。

　　九、署名要像个署名，真名、笔名都可以。不要用“四人帮”横行时期令人讨厌的谐音式署名。不要用长而又长的机关署名、不要用“大批判组”。不要用“××××编写组”。

　　十、行文中说“一二人”可以，“十一二人”、“一二百人”也还可以。但千万不要说“一两万人”这一类空话。

　　十一、不要在目录上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这十一条，现在看来似乎稀松平常，可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却是了不起的大事，应当说条条都是针对“文革”中盛行一时的风气而言。例如第八条，在当年，如果注释的上一条是陈布雷的文字，下一条引了毛泽东，两条注文出处(仅仅是出处)先后并列，这就可以被人上纲为混淆敌我，立场错误(尽管在内文的叙述中敌我立场是很鲜明的)。可以说，这也是《读书》杂志转变当时文风时尚的第一个文件。 □沈昌文

　　B02-B0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涂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