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3:书评周刊·主题
 
前一天  后一天

数字版首页 > 第B03:书评周刊·主题

“大德无言”陈翰伯(2)

2014年10月1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分享:
1981年,陈翰伯与胡愈之等出版界老同志。

  (上接B02版)

  他所开始的,并未结束

  陈翰伯曾经有一段文字,谈政治与出版的关系。“政治宣传可以舆论一律,学术理论著作则要百家争鸣,而不能舆论一律。多年来,由于忽视或违背书籍的特点,在出版与政治的关系上造成了混乱。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从特定的历史时期出发,陈翰伯推动了出版的革新,冯亦代曾评价他“把中国的出版业从濒临衰境,挽救了过来”。

  在陈翰伯诞辰百年座谈会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高度评价这位出版前辈,“早在1979年,他就注意到了出版体制问题,并提倡载入宪法的出版自由和依法管理,组织了出版法的草拟,并整理、修订了包括《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稿酬制度等在内出版工作各项规章,发出了新闻出版改革的先声。”如今几十年过去,“陈翰伯同志生前念念不忘的出书难、图书品种少,人才少、学术质量低,印刷慢、出版周期长,发行门店少、排队买新书等等问题,已经在改革发展中迎刃而解。”(据柳斌杰发言)但以书本身的文化价值为依归,让出版人做好出版这件事,依然是出版界需要努力的方向。

  (本文所引用发言稿由商务印书馆据陈翰伯百年诞辰研讨会现场整理)

  ■ 记者手记

  当“中国好编辑”遇上陈翰伯

  在“陈翰伯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桂晓风发言,称陈翰伯是编辑的榜样,并叹息当下的出版编辑资格考试,没能在确立编辑榜样方面下工夫。巧得很,就在这个纪念座谈会之前一周,由百道网发起,凤凰传媒投入百万元资助的“中国好编辑”评选启动,出版界正在开始寻找自己的“当代英雄”。

  “中国好编辑”的评选背景,是电子大潮对传统出版的冲击,是人们阅读方式甚至生活方式的大转变。面对这样的变局,出版业也有种种应对的创举,但在很多出版人那里,还是面对变局的惶恐与迷惘,“未来的读者还需要书吗,还需要我们吗,还需要一个出版行业吗?”

  问题看上去现实而尖锐,但很可能,这只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伪问题罢了。

  上海世纪集团副总裁施宏俊有一个观点很值得出版人省思,“现在的问题不是未来的读者要不要书,而是现在的出版人有没有把书做好”。很可能,传统出版行业最大的对手,根本不是电子生活的冲击,而是未能真正实现自己应有的价值:把书出好。如此看来,传统出版的转型,也并不是简单地去搞新媒体或者电子化,而是要真正去做到价值出版——从传统出版到价值出版,这其中核心的生产力,当然就是编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好编辑”的评选不仅仅是要确立榜样,它所指向的,更是一个行业的自省与革新。

  既然说到价值出版,就不得不提前代出版家的努力。以陈翰伯为例,出版界称他“大德无言”,因为在新闻出版界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的名字。但以价值论,当代中国的读者们,却也不得不承认受惠于他的努力——成体系的辞书,成体系的西方思想名著译介,还有对读书禁区的突破,都堪称壮举。不夸张地说,陈翰伯实现了一个好编辑,一个出版人可能得到的最大价值,默默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

  因为现实条件的不同,今日的编辑,即便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大概也很难像陈翰伯那样,成为时代精神的幕后影响者了。毕竟,陈翰伯不仅仅是出版家,他更在一个时期成为出版业的领导,对各种资源的调动统合之力,非他人可比。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位“皓首出书人”对文化价值的发现之力与传布之忱,这也是在今天成为一个好编辑最需要的内在基础。因为电子化冲击而惶惑着的出版人,其实很难体会陈翰伯那代出版人的艰辛。这里不妨引用一段陈翰伯写于1968年的认罪材料(转引自沈昌文演讲录音),看看对于出书这件事,需要怎样的坚持。

  “我1959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想把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作为研究项目,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65周年的纪念。与此同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消息,到1962年,在我的招魂纸下,旧商务这具僵尸,已经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散发臭气,毒害人性。……”

  人的际遇不同,行业的命运也在变迁,每个人都可能遇上好时代,也可能遇上坏时代,但所谓价值,却总在那里。陈翰伯和他的同代人,遇上的是百废待兴却又密不通风的时代,他们建立了体系,打破了壁垒,完成了可能的历史命题。而今日的“中国好编辑”们,遇上的是转型的时代,创新的时代,与其叹息,不如努力。中国正在迎来文化基础教育背景最好的一代读者,出书的人,有什么理由恐慌呢。请相信,只要你能做出好书,就一定会有人读。

  ■ 链接

  陈翰伯谈编辑

  上世纪40年代我就知道有个进步的国际问题评论家叫梅碧华,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身材魁伟的陈翰伯。

  到80年代初,我有幸在他领导下编杂志。刚到编辑部不久,便见到他的一个亲笔意见,文如下:

  这里无甚高论,仅供改进文风参考。

  一、废除空话、大话、假话、套话。

  二、不要穿靴、戴帽。

  说明:戴帽指文章第一段必须说上“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如何……”。穿靴指文章最末一段必须说上“为什么什么而奋斗”、“……而贡献力量”。当然这不是说不要宣传党的中心任务,而是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全文中去。

  三、不要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不要用“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朱委员长”;不要用“英明的领袖华主席”。

  四、有时用“毛主席”,有时用“毛泽东同志”。注释一律用“毛泽东”。

  五、制作大小标题要下点工夫。不要用“友谊传千里”、“千里传友情”之类的看不出内容的标题。

  六、引文不要太多。只在最必要时使用引文。有时可用作者自己的语言概括式地叙述。

  七、尽量不用“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之类的话头,有时可用少量第一人称。

  八、可以引用当代人的文章,并注明出处。此类注释可以和有关经典作家的注释依次排列。

  九、署名要像个署名,真名、笔名都可以。不要用“四人帮”横行时期令人讨厌的谐音式署名。不要用长而又长的机关署名、不要用“大批判组”。不要用“××××编写组”。

  十、行文中说“一二人”可以,“十一二人”、“一二百人”也还可以。但千万不要说“一两万人”这一类空话。

  十一、不要在目录上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这十一条,现在看来似乎稀松平常,可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却是了不起的大事,应当说条条都是针对“文革”中盛行一时的风气而言。例如第八条,在当年,如果注释的上一条是陈布雷的文字,下一条引了毛泽东,两条注文出处(仅仅是出处)先后并列,这就可以被人上纲为混淆敌我,立场错误(尽管在内文的叙述中敌我立场是很鲜明的)。可以说,这也是《读书》杂志转变当时文风时尚的第一个文件。 □沈昌文

  B02-B0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涂志刚

更多详细新闻请浏览新京报网 www.bjnew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