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旅人的回眸

　　上世纪，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由董乐山先生主持翻译，引发巨大反响；前年，他的《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引进出版。最近，威廉·夏伊勒的回忆录《二十世纪之旅》三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在20世纪，人类财富、知识的增量，都远远超过了此前十九个世纪的总和；其战乱所造成的损失，也远远超越以往。作者几乎是20世纪的同龄人，他一生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见证了几次世界性经济大危机，见证了几个大国的兴衰和覆亡，包括第三共和国的灭亡、第三帝国的兴亡，也包括后来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可以说，作者正是以其长寿使这部“世纪之旅”成为一部历史长卷。

　　从“大街”到“左岸”

　　上世纪初，德裔美国青年夏伊勒从爱荷华州的一个小城，走向大学，挥别大学后，又走向大城市芝加哥，走向美国东部的华盛顿、纽约，最后，因着种种机缘而走向了当时西方文明中心的西欧。对“美国荒原”长大的夏伊勒来说，巴黎不啻为“人间天堂”。

　　1925年，即将年满21岁的夏伊勒来到了巴黎，只身一人，赤手空拳打天下，也开始了他此生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作者坦言：“这是黄金一般的年华，在这个美丽、文明的城市，人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全然不顾清教徒、资产阶级的顾忌，这些顾忌在美国使青年窒息。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充实：有合意的工作、友好的朋友、真正的乐趣和新鲜好玩的地方。我有了时间和心情做一些思考，大量阅读、尽情交谈、大啖美食……这里空气清新，可以看街景，读报纸或读书，和新交的朋友天南海北地闲聊，和姑娘调笑，畅饮或浅酌，随心所欲。”这样的岁月“就是这样令人兴奋、丰富多彩”，而他即将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应该说，此前在美国的二十年生活只是铺垫或酝酿，直到这里，故事才真正开始。因此，这应该是夏伊勒一生“梦想起飞的地方”。最初，夏伊勒的身份是《芝加哥论坛报》巴黎版的编辑，此后又渐次成为美国版的驻外记者、巡游记者，走访了不少国家和地区。夏伊勒与其他几位美国记者在欧洲颇为活跃，与约翰-君特、吉米-希恩被合称为“芝加哥大男孩”。

　　这二十多年，在作者的人生之中并无多少精彩华章。但这些叙述作为一个风俗画和历史书却仍相当有意义。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和欧洲，某些饶有情味的人物、故事和风俗民情，在夏氏笔下一一呈现，引人入胜。然而，他更传奇的经历，将发生在“第三帝国”。

　　第三帝国的“迷思”

　　本书第一卷涵盖1904-1930年；第三卷写1945-1988年；全书体量最大的第二卷《噩梦年代》写1930-1940年，有630页的篇幅。特别是关于第三帝国，实在有太多东西值得评说。固然，因着第三帝国本身的吸引力，也因着作者引人入胜的写作手法。同样重要的，恐怕还由于作者占有着大量第一手的素材。这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比肩的、无法替代的。夏伊勒不仅亲见、亲历和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而且参与了这段历史——以一种非常隐晦迂回的方式（他的许多独家新闻，对时人的影响不容低估）。令人略感缺憾的是，由于1940年作者离德返美，对第三帝国后续的情况了解相对受限。

　　饶是如此，作者对帝国元首希特勒的勾勒，已极为鲜活。当希特勒走上对外侵略之路，就意味着开始自取灭亡。他成了当时德国的“民族英雄”，却成为“世界公敌”。直到最后，后来他被整个世界所背叛、所遗弃，才震怒道：所有人都背叛了我！是的，这个世界已弃他而去。但他忘了：此前，是他先背叛了自己的故国奥地利，之后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有波兰、苏联。国民愿意追随他去追逐胜利，但不愿追随他去赴死。讽刺的是，在自杀前，他还不忘传召情妇过来，火速结婚，共赴黄泉。他在黄泉路上还不忘要找个伴。

　　歌德有言：“一想到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贵，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的确，德国是个很有意思的民族。同为西方发达国家，德国与英美之间差异极大，其国民中有着强烈的集体意识。正如2014年夏德国队在世界杯夺冠的队员中，几乎没有大牌明星，这个团队是以配合得当取胜的。同样令人惊异的还有，第三帝国权力机器如此等级森严，军队中却如此平等友爱；昔日德国如此专制，其大学却如此自由（其高度的学术自由，甚至远超自由主义故乡——英国的大学）；其国家如此崇尚文艺，对外却如此横暴残忍。无独有偶，当年东方法西斯国度的日本，也庶几近之。这个国度集“菊”与“刀”于一体，如此唯美、灵逸，又如此残忍、血腥。

　　作者以昔鉴今，反复追问，第三帝国的国民何以如此泯灭人性？何以如此大肆杀戮而毫无怜悯之心？可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具体论断或可商榷，其诚意和雄心却无疑是可敬可贺的。

　　《噩梦年代》业已定格，我们对书的阅读也可能告一段落，但作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却只是意味着我们探究的开始。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

　　顺便一提，1985年5月，欧洲二战胜利40周年之际，美国总统里根没有留在美国参加胜利日庆典，而是去了德国比特堡，参加军方活动，祭奠战死的德国人。此举激起了巨大争议。夏伊勒认为里根的决定是被人误导，认为其“对纳粹德国时期的认识建立在无知之上”。作为大国最高领导者的里根，怎可能会对纳粹德国如此“无知”？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里根此举另有情由。很明显，此时德国已是西欧首强，而苏联，还是美国的夙敌。在这点上，夏氏对历史的变迁、对政治的翻覆，恐怕还是太天真了。

　　“旅人”归去

　　本书第一卷记录的是作者青少年时期的奋力求索，第二卷则是壮年的传奇经历，中晚年的境况则留到了第三卷。

　　第三卷中，作者并无多少传奇经历，但是对文坛、学界、媒体界等方面着墨颇多。作者因《柏林日记》而一炮走红，后又获得广播电视领域的最高奖皮博迪奖，但在此之前已被逐出广播界，只好在文坛学界讨生活。然而，他始终未获主流学术界的接纳。经过多年的惨淡生涯之后，作者迎来了人生的拐点，那就是完成并出版了《第三帝国的兴亡》（1960）。此书的面世，让作者毁誉交加，却也越发声誉崇隆。人们可以赞同他，可以批判他，但就是无法忽视他。

　　相较于在学术界的边缘色彩，作者在传媒界、文艺界甚至政界、演艺界，显然要活跃许多。他与此中许多公众人物颇有交情。然而，渐入晚境、“时日无多”之际，作为一个长寿者，注定要越来越频繁地送别那些“先行者”：旧爱远适、政客离世、文人谢幕、故人驾鹤……最令人黯然神伤的，恐怕是二战后那些曾让作者（当然也不仅仅是作者）生活丰富多彩的文人们相继离世。先是乔治-韦尔斯、艾德娜-米莱，再是海明威，隔年又有福克纳，不久便是斯坦贝克、艾略特，较晚去世的是约翰-帕索斯和庞德（菲茨杰拉德更是在二战期间便已早逝）。到上世纪70年代初，这些曾经风云一时的文坛巨擘，都已随风而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曾有过一个大师接踵而至的文坛盛况，但二战一去，也就出现了一个大师隔三岔五相继飘零的惨状。这是一个时代的落幕。那个时代过去了。

　　夏伊勒的“20世纪之旅”终结于1993年底。那是冷战刚刚过去的时代，也是新的时代正在酝酿之中的关口。夏氏暮年，曾初访苏联，并再访柏林。他身体尚健；他本可以写得更多，但他的回忆录只写到了1988年，让人无比遗憾。也许，历史的常态本就如此吧？

　　□刘超（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