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 过多细节和冗长文字堆出的“心灵史”

　　2014年的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颁给了徐则臣的作品《耶路撒冷》，颁奖词将这位36岁的青年作者，称为“70后作家的突出代表”，认为这部小说反映了他不同寻常的气象，更预言“他无疑会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小说家”。我们可以感受到徐则臣这部耗费了6年心血的长篇小说中所包含的野心，为了收集写作素材，他甚至询问了周遭大部分70年代出生的人，你在这个年龄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不仅如此，这部小说还拥有一个神圣的名字，耶路撒冷，更被誉为“70后的成长史，一代人的心灵史”。但是这部小说是否真的是“一代人的心灵史”？是否禁得住那么多的赞誉呢？

　　背景

　　焦虑与迷茫中成长的两代人

　　花街，淮海市依傍着大运河的一条平平常常的马路，在这里居住的几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因为种种缘故离开了花街，又因为种种缘故，走上了回到花街的路。他们中包括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的专栏作家初平阳、靠做水晶生意小有名气的民营老板杨杰、叛逆不羁，以办假证为生的易长安、私奔不成离家出走，四处漂流多年的秦福小，还有秦福小的弟弟，在一场雷电后精神失常，最终用手术刀划向自己的手腕，人生永远定格在少年时代的景天赐。早逝的景天赐是人物关系的核心，由于阴差阳错，这几个少年，皆感到自己需对景天赐的死亡承担责任，这份歉疚的情绪如梦魇一般，埋藏在他们内心深处反复闪回，伴随着他们，在焦虑与迷茫中成长。

　　不止是他们这一代，还有他们的上一代：初平阳经营医馆的父亲，杨杰从北京“插队”来的知青母亲，易长安一生欠下风流债的父亲易培卿等等，也从年轻到年老，在花街度过了一生。“耶路撒冷”的起源，就来自秦福小和景天赐的祖母秦环，这个目不识丁却笃信上帝的老太太，随身携带着《圣经》，还让木匠雕刻了一尊穿着解放鞋的耶稣像安放在教堂里。她朗读《圣经》的声音常常如旁白穿插在孩子们的童年时光里，自此以后的许多年，耶路撒冷，作为一个音译外来词，这四个字超越了它的宗教含义，成为了一种淳朴的信仰与情结，始终缠绕着初平阳。它与秦环的形象、景天赐的死亡联系在一起，放不下也抛不开，让他一再追寻，他想象着那片布满石头的土地，向往去那座和平之城访学，为此他联系了希伯来大学的犹太人教授塞缪尔，却发现塞缪尔教授的父亲，与自己北大的导师顾念章的父亲，在40年代的上海，彼此有过一段交集。

　　故事

　　太多的巧合

　　故事复述到这里，或许已经能够觉察出小说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巧合太多了。就像塞缪尔教授在电子邮件中对初平阳所提出的疑问：“仅仅是因为一个地名发出的美妙的汉语声音，和秦环女士皈宗的神秘性，就能让你如此神往耶路撒冷？”——这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的早期戏剧，也是使用大量的误会与巧合来编织情节，从而寄托对理想事物的歌颂。或许想要为70后一代人立传的作者也是如此，许多个偶然背后，隐藏着也是他的“大小说情怀”。

　　所谓“大小说情怀”，即期望借助文字，代入整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包括宗教（花街上那个被少年们视为神学启蒙，并在长大后仍旧苦心修缮的“斜教堂”）、历史（不仅有民国与“文革”的历史，还有当下城市建设与古迹保护的矛盾）、道德（靠一夜情寻求刺激的男性和做过妓女的女性们）、文化（初平阳为报纸所撰写的评论专栏）。某种意义上来看，许多元素交融拼贴，建立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让人不禁疑惑，故事本身真的需要这么多细节吗？那些走马灯一般出场又退场的人物与意象，例如运河上的摆渡人老何父子、秦福小从济宁倒插门的父亲景侉子、反复自言自语“我想坐火车到世界去”的傻子铜钱，还有教堂、大和堂、翠宝宝纪念馆………它们虽然都具备着或真实或魔幻地反映时代的隐喻特质，但从情节本身的发展来看，似乎有些无关痛痒，又稍显密集，有些刻意而为之的意味。更进一步地说，若不是那座叫做耶路撒冷的城市自身就是三教圣城，亦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单单依靠小说中反复出现“十字架”意象、对景天赐死亡场景的描画和各个人物的“出走—归乡”的路线设置，作者雄心勃勃地想要表达的“救赎”观念，是否依旧能够成立呢？

　　文字

　　冗长欠精简

　　小说的另一重问题，来自于语言。徐则臣曾在访问中说过，自己是在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期间的一天晚上，为《耶路撒冷》的写作找到了灵感：在小说中嵌入“专栏”模式，让主人公初平阳在《京华晚报》上撰写主题专栏“我们这一代”，结合个人经历，谈论当下70后所流行的议题，如恐惧、离乡、友情、凤凰男等等，通过文本内容与故事情节的平行展开，来丰富和补充小说不能充分阐述的东西。所以，故事里的几位主角在感性层面经历着70后的生活的同时，专栏里的那个“我”（初平阳）则在理性层面探讨着70后的心态。

　　这样的叙事方式新颖却并不陌生，可谓是后现代小说“元小说”技巧的变体，既着眼于小说，又关照了它的虚构身份以及创作过程，但让人遗憾的是，尽管“专栏”部分的形式变化多样，包括随笔、演讲稿、短篇小说，但是它和故事“现实”的互文性读来却不甚明朗，十篇连载下来，二者的关系始终难逃专栏从“现实”中获取灵感，或“现实”中的某个人物在某个场合看到了连载专栏的报纸，让其想起自己的少年好友初平阳的大框架，仅此而已。作者甚至借秦福小之口对这每篇6000字的专栏做出评价：“把一件琐碎平常的事情弄得这么复杂和深入”，可见，借助“专栏”打破线性时间的叙事，这一出发点固然匠心独具，可是其冗长的文字，或许还有精简，并挖掘更多内涵的空间。

　　语言

　　突兀过于抒情

　　同时，不难看出的是，徐则臣的小说受王小波的影响较大，无论是远方的寄托耶路撒冷，还是纸上的故乡花街，“精神家园”的寓意都呼之欲出。可是，不同于王小波黑色幽默式的语言风格，徐则臣则借笔下人物之口，完成了许多直白的抒情，他让塞缪尔教授说出“当回忆成为怀旧，就已经在审美了”，让易培卿谈论“真理的尊严，意志的尊严”，让领养的四岁男孩在梦中呓语“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当这些冷峻的语言发生在小说中一个个生活场景里时，读来难免有些突兀的出戏之感，好像那个文字背后急于抒情的作者，越过了人物，直接出场自说自话了起来。

　　作者想用50万字还原一个时代，和它的前因后果。可是70后一个时代的故事，又那么复杂矛盾。所以作者如此急切，他表达的太多，细节太多。企图面面俱到，却缺少了对文字的雕琢和对细节的揣摩。虽然故事中的人物如易培卿所写的那本《群芳谱》般众多（话说回来，性格特征主要是“风流”的他在晚年写就这样一本书，真的需要占据如此多篇幅吗？）彼此间的关系却显得并不紧密。在我看来，当这部小说想要承担太多“意义”的时候，其作为文学的美感和流畅，便已经削弱很多了。

　　□书评人 李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