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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是不少外科大夫重要的工作内容,也是他们的职业追求。怎样的外科大夫算得上一个优秀的外科大夫,在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中心二科主任顾承雄看来,仅就手术而言,手术数量、质量与创新性三个方面是衡量一个优秀外科大夫的重要标准。
本期《寻医》记者走进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中心,带您了解高难度心脏手术主刀医生的忙碌生活。
平均每天主刀5-6台手术
记者见到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中心二科主任顾承雄时,他刚刚结束手术不久。顾承雄介绍,“我更擅长冠心病手术,平均每天主刀5-6台手术,一般来说,我个人的手术情况是上午、下午及晚上各两台,一年要主刀1000多台手术。”在普通人看来,心脏相关科室每天都是大手术,是否确实如此?顾承雄解释,随着技术的发展,大手术的概念也在发生变化,不能一概而论自己做的只是大手术。
除了日常的手术外,顾承雄介绍,目前自己只出特需门诊,“一般我不会给病人加号的,只要我人在医院,通过各种关系等找到我的病人,我都会看。我一般也不会要求患者再去挂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医院的收入,但我个人觉得这更方便患者。解决患者的痛苦是医生的首要职责,其次才是个人名利、收入等。我也碰到过一些病人直接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说是慕名而来,一般我也会看。”
单中心手术量全国前列
顾承雄介绍,自己在1988年来到医院工作时,外科中心只有三个病区,即专门针对儿童的四病区及针对成人的九、十病区。后来逐渐形成今天的格局,即病区增多至七个大的病区,目前心脏外科单中心手术量已经位于全国乃至世界前列。
【权威科室】
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中心
是2011年卫生部批准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卫生部心外科专科医师培训基地,大血管外科,瓣膜外科,冠脉外科,先天性心脏病等各亚专科均由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的知名专家担当。
心脏外科中心拥有8个病房,可以完成主动脉夹层治疗,全主动脉替换,全胸腹主动脉替换,复杂二次心脏手术,瓣膜成形,瓣膜替换,不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室壁瘤切除或成形,复杂先心病矫治等心脏外科手术。2009年孙立忠教授在安贞医院建立了北京市大血管疾病诊疗研究中心,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3项、省部级奖7项,拥有中美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共26项,中心的临床、科研与学术水平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赞赏。
■ 对话
手术多算不上优秀外科大夫
新京报:在你看来,怎样的大夫算得上优秀的外科大夫?
顾承雄:以我们心脏外科中心为例,所涉及的主要疾病可以进行大的分类,即冠心病、先天性心脏病、瓣膜病及大血管类疾病。我个人认为,一个优秀的外科大夫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相当多的手术量、相当高的手术质量及对手术的创新或改良。如果没有创新性,仅靠手术数量等算不上最优秀的外科大夫。
新京报:手术数量与质量可以理解,怎样才算有创新性的大夫?
顾承雄:举例来说,安贞医院在1994年冠脉搭桥手术全年总共13例,其中大多数由外宾完成,死亡率在38%左右。我本人也曾赴国外学习,1995年这一手术的死亡率降到4%,数量达到30多例,97年达到100多例,到2000年开始大规模开展非体外循环冠脉搭桥。这种手术能够开展依赖于一款特殊的心脏固定器的出现,这也使得中心所进行的手术数量逐渐上升,医院的心脏外科手术量也已经连续七年位居全国第一。
我们病区的特色即冠心病外科,手术死亡率近年已经控制在1%以下,高于国际先进水平。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就患者情况而言,与国外相比,我们的患者年龄可能平均小一些,但血管质量往往更差,亚洲人血管普遍较细,很多患者也往往在病情较重时才就医。
我们目前临床中采用的缝线多为8-0,国外普遍采用7-0居多,相比较下,前者更细,后者肉眼仍能够看清。8-0的缝线的控制难度更大。缝线对人体来说毕竟是个异物,异物越多,人们可能出现的反应就越大。另一方面,血管本身比牙签要细一倍,较粗的缝线也会影响血管的通畅性。
拒绝红包,口袋每年都会被撕破
新京报:医生界有心脏外科、内科医生最有钱的说法,尤其是像安贞这种知名医院,事实是否如此?
顾承雄:我在当医生之前也听说过“三坛一阜(天坛、地坛、积水潭、阜外)”医生最有钱的说法,要看医生收入的来源,医院的工资不可能太高。以我为例,我们医院的毛收入排在北京医院第三位,但医生的收入并不高。我现在每月在本医院内的税后收入在一万左右,所谓的高收入,应该理解为不少医生是利用周六、周日等业余时间付出技术、时间、辛苦甚至风险,实现经济上的额外创收。
新京报:除了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你接触的患者会给医生塞红包吗?
顾承雄:坦白说,确实有人给医生塞红包,为了拒绝红包,我的白大衣口袋每年都会被患者家属撕破。有一次病人直接把一个塑料袋放我办公室,里面估计得有十万左右,我只能打电话让对方拿走,否则停手术,患者出院。还有一个著名歌星的妈妈,她的心脏病手术是我做的,她本人也从香港过来要给我红包……
这个现象确实在很多地方存在,但我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这里。平时也有患者给我塞红包,可能几百、几千、几万块钱,我只能开玩笑地说“别人给我送十万我都没收,你这点钱就别送了。”虽然这种方法未必合适,但往往比推来推去更有效。作为一个医生,我认为收患者红包就是雪上加霜的事情。患病本身就很着急,如果还要给医生送红包,那对患者来说无疑是第二重打击。
新京报:手术量这么大的情况下,是否有医患纠纷存在?
顾承雄:每年都有医疗纠纷出现,但医生毕竟不是神仙,只是凭借自己的学识、经验和有限的能力等救治病人,任何医生都不可能100%让患者满意治疗结果。我们也碰到过比较过激的纠纷情况。
远程医疗不能作为最终诊断依据
新京报:对于目前开展较火热的远程医疗,你怎么看?
顾承雄:医生实现诊断要通过获得尽可能详尽的资料来实现。仅凭一些检查资料等,的确有出现误诊的可能,尤其是像来自北京、上海等医疗水平相对较高地区的医生,地方患者更会相信。出现误诊并不意味着医生的水平有限,可能是因为所获得资料不够详尽和准确导致误诊,我认为在未获得尽可能详尽资料前的诊断,误诊率可能会增高。远程医疗可以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但不能作为最终的诊断依据。
目前我们中心的医生也有从事广义上的远程医疗服务的,比如通过远程传输或其他手段获得一些资料后进行的分析和判断,如手术能否进行、手术设计及预约手术时间等。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秀兰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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