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适当微刺激避免经济硬着陆”

　　“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系列报道之二十二

　　汪红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综合经济战略研究部副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周期、宏观经济监测指标、宏观结构模型、资产定价和网络经济。分别于2006年和2011年赴英国诺丁汉大学经济系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进修学习。目前担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核心观点

　　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要以平常心适应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

　　在去产能、去泡沫、去杠杆的过程中，需要通过适当的刺激政策防止经济硬着陆。投资驱动仍然将是稳增长的主要手段。

　　2011年之后，中国经济逐步放缓、美国经济企稳回升，两大经济体的新常态下出现周期性错配。因此，需要避免美元升值带来的资本流动对处于经济下行压力下的中国带来更多不利影响。

　　“新常态”概括了宏观经济运行状况

　　新京报：今年以来，不管决策层还是学界，都在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其含义为何，又从何而来？

　　汪红驹：新常态，顾名思义就是指反常态的现实逐渐变为常态，用以概括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变动状况。

　　2002年“9·11”之后，美国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经济衰退，所以他们在2002年的时候提出“新常态”的概念。当时主要是两个含义，一方面是美国当时出现的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另一个是恐怖主义距离日常生活更近。

　　之后2008年次贷危机，美国出现上世纪30年代之后的最严重经济衰退。于是，2010年在第40届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美国一个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的总裁Erian用“新常态”来概括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低增长状态的一些特点。他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是简单的皮外伤，而是伤筋动骨；同时，西方经济体不会出现类似以前普通的经济周期从底部快速复苏，而是会长期保持疲弱和高失业率；而美国国内的政治对立加剧，将削弱全球的经济协调和对地缘政治的干预等，这些特点决定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会进入多年低增长的“新常态”。

　　新京报：中国经济新常态又从何时出现？

　　汪红驹：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因为在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滑和放缓，于是国内的很多学者就借鉴了国际上这个“新常态”的概念，用它去描述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变化。

　　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时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正在变化中的中国经济，也表明了最高决策层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认识。

　　中国处于转型期的“新常态”

　　新京报：具体来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包含哪些含义？

　　汪红驹：从2012年以后，从媒体和学术研究关于新常态的论文和报告总结来看，中国经济“新常态”主要包括两种用法。一是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的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个“三期叠加”的过程就是“新常态”。

　　另一种用法是把未来经济增长的目标作为新常态的概念。认为当前经济下移的过程还未到新的均衡点，经济结构也未调整到合理的状态；未来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底被探明之后，经济可以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才是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这其实暗含了对未来经济增长可能会处于新的均衡点的推测，是一种理想或期待的目标新常态，但不是目前正在进行和经历的过程。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这两种总结？

　　汪红驹：这两种总结都有局限性，因为这两种概括都是以经济发展的速度为核心指标，来区分经济发展的阶段。单一的速度指标，不能全面反映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质量改进、效率提升，也不能显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风险。

　　中国经济正处于大转型时期，相比于目前的“新常态”而言，过去经济高速发展的“老常态”难以为继，但我们期待的“目标新常态”还任重道远，那可能是在2020年之后，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新的发展时期。

　　所以如果改革进程能顺利推进，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能顺利实现的话，大约从2014年到2020年之间，这一时期也就是从“老常态”到“目标新常态”之间的转型过程，就是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时期，可以称之为转型时期的新常态。在这个过程中，应该从多维度来概括和定义目前的经济新常态。

　　新京报：具体如何概括？

　　汪红驹：具体来说是五点。

　　首先，是经济发展由过去的高增长模式进入次高增长阶段的新常态。

　　其次，保增长和控风险会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新常态。意思是，一方面要保住经济增长的底线，另一方面是控制局部地区的地产泡沫和地方债务风险。

　　再有就是结构调整会成为新常态，中国要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转型，从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

　　第四，经济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环境的供给、成本的约束加大会成为新常态，过去低土地、资源和环境成本的时代已经过去。

　　最后，过去3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很多问题，比如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意味着，新时期发展和改革会是新常态，体制和机制上的调整会成为新常态，依法治国会成为新常态。

　　要避免中美经济的周期错配

　　新京报：你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提到，随着中美经济都进入了新常态，两国经济发生周期错配，对中国经济会带来影响，具体是什么意思？

　　汪红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都采取了力度极大的救市策略，但效果不同。2009年到2010年美国经济增长缓慢，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强力刺激政策的作用下，经济增速首先从底部复苏。但两年后，情况出现了相反的变化。一个增速往上走，另一个增速在下滑。往上走是美国的情况，往下滑是中国的情况。

　　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推出对能源、制造业以及科技创新的扶持政策，外加四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助推，目前美国复苏的基础很坚实。当前，美国经济大体保持2%以上的增长，财政、国际贸易的赤字在缩减，股市和楼市也在底部反弹，经济整体在逐渐复苏；与之对应的是这两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开始转入下行通道，两大经济体出现周期性错配。

　　美国经济走强，美元会进入升值周期，这会吸引中国香港、中国大陆的资金回流，这种资本流动会给本身处于下行压力的中国经济带来更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重新调整国际经济战略布局，通过重返亚太、主导贸易谈判、成功实施能源战略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中国过去的出口导向型高增长机制的外部环境已经不存在，加上中国内部房租和工资成本上升，出口加工制造业的对外竞争力也有所下降。

　　因此，内外方面因素相结合，决定了过去中国凭借全球化机遇加速发展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需要警惕美国经济预期向好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投资驱动仍是经济主要动力

　　新京报：三季度宏观数据出来，GDP增速降至7.3%，创五年新低。导致经济下行的原因是什么？

　　汪红驹：如前面讲的，我们到了一个三期叠加的时期，一是“经济增速换挡期”，这是指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下移过程。二是“结构调整阵痛期”，目前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各种要素市场的结构等仍存在扭曲，“调结构”的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三是“前期政策消化期”，这是说有些前期政策是过度刺激，目前需要消化其后遗症。出现产能过剩之后需要去产能，其典型表现是产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已连续31个月同比负增长，导致今年工业投资增速下滑较多；还有房地产市场调整，房地产销售面积、房地产投资增速也下滑较多。再有，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新常态”是经济复苏缓慢，世界国际贸易总规模增速下降，中国出口增速也必然下降。

　　新京报：怎么看这种新常态下的经济未来走势？

　　汪红驹：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大致有三种前景。其一，压力之下定力不够，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不能保持现在微刺激这种态势，重新出台强力刺激政策，有可能使债务杠杆率进一步恶化，对局部区域房地产泡沫火上浇油，未来经济出现断崖式堕落的可能性加大。第二，政策误判，微刺激的政策着力点不够保持经济底线，货币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能源供应中断，经济增长的底线守不住。第三，比较理想的情况，能够保持定力，通过适当的微刺激政策，坚守保增长这个底线；另外一方面，为改革赢得空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释放创新和改革红利，完成2020年双倍增的计划。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未来理想的状态是通过适当的刺激政策避免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同时推进结构性改革，让经济实现平稳运行。

　　汪红驹：对。

　　新京报：这需要配套的政策和相应的改革？

　　汪红驹：是的。首先是要适应这种新常态。以前我们认为8%甚至10%的经济增长才可以保证充分就业。但随着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和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单位GDP吸纳就业的能力在提高，目前超过7%的GDP增长就已经可以保证就业。如果经济处于合理区间，就不需要再出台强刺激政策，否则会导致泡沫加剧和通货膨胀，增加经济波动的幅度。

　　再有，要妥善处理2008年后强刺激留下的后遗症，我们进入一个去地产泡沫、去产能过剩和去债务杠杆的周期，在这种过程中治理措施会抑制经济增长；所以，为了防范经济下行甚至硬着陆，要有一些适当的稳增长政策来对冲。比如，房地产方面的托市政策和货币政策定向宽松，就是这个意思，总体目标是要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

　　最后，投资依然是新常态下“稳增长”的有效手段。2008年以后，强刺激政策的出台，导致中国消费和投资结构比2008年以前更加恶化，2013年投资占GDP的比重为47.8%，比2007年高出6.2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2年世界平均的投资占比（固定资本形成/GDP）只有21.9%。今年1至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降到12%，比去年同期下降一个百分点左右，说明短期内消费还是难以成为“稳增长”的主要抓手。展望未来，投资占比需要下调，但不可能一下子转变过来。中国目前的储蓄率仍很高，高储蓄仍需要高投资来吸收。

　　具体来看，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高端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升级都存在很大的投资空间。但和以往不同，这种投资政策要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为引入民营资本和经营创造良好的环境。

　　未来经济增长仍有巨大空间

　　新京报：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近两年学术界似乎出现了分化。一方面认为，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突出，受房地产泡沫和债务拖累，有可能将进入一个中长期的衰退，甚至出现经济崩溃；还有一种观点比较乐观，认为中国经济仍然能保持高速增长10年到15年，这两种观点你怎么看？

　　汪红驹：这两种观点都有些偏颇。对高增长的臆想，主要是依据过去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历史，还有新兴市场国家曾经经历过的过程，再加上我们有一个发展空间，来推断未来经济仍将维持高增长10年到20年，但其忽视了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国内产业结构服务业比重上升、城市化速度趋缓、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化进程受阻、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等负面因素。

　　崩溃论的说法，其背后的证据支撑也不够。目前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比率从世界范围看并不是很高，财政稳健，握有世界第一规模的巨额外汇储备，存款准备金率仍处于高位，利率水平距离发达国家的“零利率”还有很大距离，同时中国大量国有资产，土地资源特别是农村土地尚未被完全市场化，总之，中国政府有充分弹药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另外，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仍有巨大空间。

　　新京报：具体有哪些？

　　汪红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6629美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目标，这是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具体来看，比如现在提出的长江经济带，21世纪丝绸之路，所谓的“一带一路”，都是未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大战略。再有就是国内区域经济的不平衡调整，城乡差距、东中西的区域经济差异，未来实现城乡一体化等，这些本身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新京报：外界比较关心的产业结构要如何调整？

　　汪红驹：我们以前的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中国正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转型，以第三产业衡量的服务业占GDP比重在2013年已经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伴随着收入和资本存量的增长，中国正在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过渡。从历史经验看，这必将明显提升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商贸物流、互联网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高端的金融服务、体育产业、文化产业等等都会有显著的发展。另外，就第二产业内部而言，环境保护、医疗、高端的设备制造业，在技术上和设备上需要突破。

　　新京报：消费如何刺激？

　　汪红驹：消费的问题需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慢慢调整。中国消费占比低，主要原因是过去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走的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发展模式，通过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要扭转消费被压低的状态，需要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加以调整，但一直难以改动。

　　根本上来说，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失业保险、完善义务教育、医疗保障、退休金制度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后，消除居民基本的后顾之忧后，消费者才敢去消费。

　　■ 同题问答

　　Q：对2014年的经济、社会运行，你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A：最担忧的是如何维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Q：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300多项改革中，你最关注哪一项？

　　A：最关注国有企业改革。

　　Q：评论认为，未来两年是上述改革推进的重要窗口期，你认为两年内，最有希望改变现状的一项改革是什么？

　　A：房产税改革。

　　Q：未来10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最具投资前景？

　　A：环境保护产业。

　　Q：对于诸多经济学家，你最为尊敬的是哪一位？

　　A：斯坦福大学Darrel Duffie。从没有在其他场合见过其他老师将复杂的运算以简单、富有条理的表述清晰地呈现出来。

　　■ 人物

　　羞涩的70后经济学博士

　　严肃、面庞消瘦，鼻梁上架着副无框眼镜，44岁已是满头“银发”，这是初见汪红驹时的印象。

　　1970年出生的汪红驹，是人民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毕业后，汪红驹进入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目前是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综合经济战略研究部副主任。

　　2006年和2011年，汪红驹先后赴英国诺丁汉大学经济系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进修学习。也许正是亲身经历过欧美经济增速由高转低，又由金融危机的底部开始向上复苏的过程，汪红驹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格外敏感。在其最新的一篇学术论文中，通过对20个变量的检测，汪红驹还原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宏观运行指数。

　　谈及个人的经历和已有的学术成就，汪红驹略显羞涩，并不愿多谈，“还是多花点时间放在学术问题交流和探讨上吧。”汪红驹说。但被问及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他又立刻回归“严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含义太广，有人类发展的社会责任，有中华民族振兴的社会责任。如果指后者，我相信，只要是认同中华民族的人，都有义务有愿望去承担振兴中华民族的社会责任。”汪红驹说。

　　B08-B0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溪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