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18年前疑被冤杀母亲上访9年将重审

　　■ 对话动机

　　1996年4月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卷烟厂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警方认定18岁的呼格吉勒图是凶手，仅61天后，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并于5天后执行。2005年，轰动一时的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其交代的第一起案件便是当年这起“4·9”杀人案。

　　今年10月30日，来自内蒙古政法委、公安厅和高院的消息称，“4·9”杀人案最快本月启动重审程序。

　　■ 对话人物 尚爱云

　　“奸杀案”即将重审的消息传来，62岁的呼市第一毛纺厂退休工人尚爱云喜不自禁。自呼格吉勒图死后，这位目不识丁的母亲誓要为儿子讨还清白。自2005年开始，她踏上上访路，9年来如同“上班”一样辗转于各级公检法机关，试图一点点推动案件“翻转”。

　　2005年，检方起诉赵志红时，只诉了9条人命，却没有“4·9”命案。

　　媒体报道称，2005年赵志红落网后，准确指认了当年作案的现场。在羁押期间，他向检察机关写了一封“偿命申请”称：“1996年4月发生在呼市一家属院公厕杀人案，不知何故，公诉机关在庭审时只字未提！因此案确实是我所为，本着‘自己做事、自己负责’的态度！积极配合政府彻查自己的罪行……”

　　该案经媒体报道后，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肖扬批示，原本押赴刑场执行死刑的赵志红被“枪下留人”。

　　2006年9月，内蒙古公安厅、高院、自治区检察院等组成复核专案组。但复核程序却陷入了漫长的原地踏步。其间，内蒙古政法委某主要领导曾向媒体表示：“我们的调查结论显示，当年枪决呼格吉勒图的证据不足，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杀错了”。

　　而当年参与“4·9”命案侦查、起诉、审判的公检法三家单位的办案人都有职务调整，有的甚至已升职或调迁。

　　“终于盼到这一天”

　　新京报：听到案件可能重审的消息后，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尚爱云：挺高兴的，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新京报：结果在你预料中吗？

　　尚爱云：我觉得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9年了，这个事情该审查的都审查完了，该调查的也应该调查完了。

　　新京报：但目前的消息是叫“重审”，“重审”跟“平反”是两个概念。

　　尚爱云：之前我们上访就是要求重新审理。这个案子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必须重新审理。我一直只要求两条：一是重新审理，二是异地审理。可这么多年了，一条都没实现。

　　新京报：什么时候提的？跟谁提的？

　　尚爱云：2006年我就提过了，跟（自治区）高院提过、到最高法院也提过。但没有答复，就是让我们等一等。每次都这样。

　　“不是你干的千万不能认”

　　新京报：儿子行刑时，你见过他最后一面吗？

　　尚爱云：从看守所出来到刑场开公审大会的时候，我和老头子去了。车在前面开，后面我俩跟着跑。后来搭了个车，追到公审大会。老头子腿软走不了，我像疯了一样追着跑。到地方后正好保安锁门，我说你让我进去，今天我儿子执行死刑，我要进去看看。

　　新京报：他同意了？

　　尚爱云：是的，当时顺着楼梯往上走时，看见4个小伙子在楼梯那儿押着，其中一个是我儿子，两手被反绑在背后，我就站那哇哇地哭。一扭头看见我站在那哭，他就把头扭过去，眼角泪哗哗的。我就走过去，跟警察说：这是我儿子，你让我说两句话。

　　新京报：你当时想跟他说什么呢？

　　尚爱云：我就想问他，到底是不是你杀了人？假如不是你干的话，你千万不能承认，即使死了也要喊冤。可是他们不让我对他说。

　　“真凶”落网看到希望

　　新京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上访？

　　尚爱云：从2005年11月份，儿子出事的9年后。赵志红是那年10月23日被捕的，10月30日，也就是9年前的昨天，被拉着指认作案地点，他才是（“奸杀案”的）“真凶”。

　　新京报：这么多年你动摇过吗？或许儿子真就是凶手。

　　尚爱云：没有动摇，我儿子是被冤的。我儿子出事时我就不相信，一家人都不相信。这个孩子特老实，像女孩子那种性格。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肯定？

　　尚爱云：孩子胆特别小，小时候别人杀鸡他都不敢看。邻居死了他都怕，下班要绕道走，还对我说：妈，我怕得不行。而且他18岁了，如果他杀了人，为什么不跑？

　　新京报：2005年赵志红被捕交代后，你当时怎么想？

　　尚爱云：看见希望了，我要申冤。我跟老头子说，这个事情终于真相大白了，管他司法能不能解决，起码其他人，尤其是我们这个小区的人，都知道我儿子是被冤的。老头当时刚做了胆结石手术还没好，就抱着肚子，我们两个人跑，公安厅、检察院、法院，一家一家地找。

　　新京报：当时你怎么跟这些部门说？

　　尚爱云：我说案件“真凶”也出现了，再说了，你们这次不能两个月就把人家给杀了吧。有次有个女的跟我嚷起来了，她说允许的话，一个礼拜也能执行死刑。我说国家给你穿这身衣服，是叫你调查清楚的。把一个无辜的孩子杀害了，你还允许，谁让你允许的？

　　“总有一天要翻案”

　　新京报：你们之前和内蒙古高院怎么沟通的？

　　尚爱云：2005年一开始我们进不了高院，有保安拦着。我和老头子早上7点钟起就去门口站着，不管刮风下雨、冬天夏天就站在那等，拦院长的车。有时候我俩一起等，有时就我一个人。下大雨的时候，我顶着雨伞，就在门口站着等。

　　新京报：高院给过你们答复吗？

　　尚爱云：我们见了三任院长，都说正在努力，正在侦查，你等一等吧，耐心地等一等，让我们等调查。我们一直在等。

　　2007年，当时的院长说，不行你就这样吧，每周三安排你跟一个副院长见面。

　　新京报：除了见公检法机关，你还做其他的事情吗？比如生活。

　　尚爱云：我啥也不干，我那时候就想把这个事情给讨回公道，其他啥事情也不做。

　　新京报：你觉得这样争取有意义吗？儿子毕竟不在了。

　　尚爱云：有意义，我一定讨回公道，还儿子一个清白。儿子虽然走了，但我还有后人，也在这个院子里生存，我要让人们知道，我教育出的儿子不是杀人犯，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

　　新京报：你坚持是因为有希望？

　　尚爱云：是的，我坚信总有希望。我坚信总有一天这个案子要翻过来，总有一天有个“包青天”要出现。我跟两个儿子说：有一天要是我和你爸都走了，你俩继续给兄弟讨公道。

　　新京报记者 谷岳飞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