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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系列评论之二】
电视剧版《红高粱》基本上回避了抗日历史尤其是民间抗战史的深入,或显现对于那一段历史描述与再现的力不从心,便退到轻车熟路的现代剧和宫廷剧的创作旧路上,小说中那一段历史的悲壮色彩也被多少消解。这恐怕是此剧最大的遗憾。
新增人物非小说本来精神
小说《红高粱》的气度、品质和叙事风格,更适合改编电影。改编成通俗化的电视连续剧,且是长达60集的电视剧,自然要改变小说的基本叙事策略,乃至在一个抗日框架下,弥漫文字之中对于死亡、性和抗争的那种浪漫色彩与张扬的血性,都会有所流失和变异。因此,加入一些新的人物,丰富前戏与后戏以及旁枝横弋的情节,增添九儿和余占鳌生存的背景高密乡间的烟火气,由此烘云托月更好塑造九儿和余占鳌,将一部写意的小说变为一部写实的电视剧,都是非常必要的,无可厚非。否则,无以支撑起60集电视剧的长度。硬拿电视剧和电影或小说相比,确实是不科学的,导演说得对。
那么问题来了,所有这些增添的人物与内容,是否合适?既能够吻合那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同时又能吻合电视剧创作的艺术特点?
电视剧新增添的三位重要人物:九儿的初恋情人书生张俊杰、为和九儿做性格对比的传统旧式女人的单家大嫂、亦庄亦谐的县长朱豪三,无疑都有助于电视剧改编,丰富并推动了电视剧情节的发展。增添这些人物,尽管观众意见不一,见仁见智,都是可以理解的,不增添这些人物,肯定也会增添别的人物,戏剧本身就是人物关系,没有这些增添的人物,便无法构成戏剧情节的展开。
只是,由这些人物所展开的情节,基本是朝着这样四个方向编织:即抗日、剿匪、内斗和三角恋。在这里,除了抗日的基本框架未变,九儿和单家大嫂在单家的内斗,九儿和张俊杰、余占鳌的三角恋,以及朱豪三的剿匪在前三者之间的搅和。很显然,内斗与三角恋,并非抗日的必须,也非小说本来的精神,只不过是现代流行电视剧的基本模式的翻版,可以轻而易举地从《甄嬛传》、现代家庭婚恋剧,甚至是年代剧里,看到屡见不鲜也屡试不爽的前车后辙的影子。朱豪三的形象,则可以从电影《让子弹飞》中找到模板,其先要剿匪否则易被日本鬼子利用的逻辑,经不住推敲,即便和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近似,却和小说出现的冷支队长与土匪余占鳌的内容相悖。
抗日民国剧历史想象贫乏
由此,可以看出,电视剧创作的支点和逻辑,基本上是回避了抗日历史尤其是民间抗战史的深入,或显现对于那一段历史描述与再现的力不从心,便退到轻车熟路的现代剧和宫廷剧的创作旧路上,便能够长袖善舞,尽可能发挥已经成功的电视剧的创作优势。这是一种知难而退的叙事策略,也是一种聪明的创作路数,或者说是一种惯性的思维定势。在这里,便很难看到那一段历史的真实和深入,小说中那一段历史的悲壮色彩也被多少消解。这恐怕是这部电视剧最大的遗憾。
问题的出现,在于我们对那一段历史想象力的贫乏,便只好移花接木用现代的既成的经验与想象去填充。如今的影视作品,对于抗日和民国历史的想象最为缺乏,对于后者,不少是出于美化;对于前者,大多成为了闹剧。
其原因,便是戴锦华教授最近所尖锐指出的,即如今的“历史坍塌”,将立体多维的历史与价值建构,坍塌为二维扁平的文化图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电视剧《红高粱》,不是第一部,也不会是最后一部,自我淡化历史深度的影视作品。
只不过,在《红高粱》上演之前,刚播完《北平无战事》,尽管《北平无战事》也不尽善尽美,但对于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怀有敬畏之心,以其想象去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和历史中的国共人物,看后令人耳目一新,而和历史接近。两相对比,对于历史的想象,《红高粱》显然相形见绌,因此更为诟病。
同时,也可以看出,由于《红高粱》由历史退至现代流行剧的窠臼,轻车熟路倒是轻车熟路了,长袖善舞倒是长袖善舞了,拍得也很精心和精致,但是,基本上还是走在老路上,未能尽如人意地将一部经典小说翻拍成一部经典电视剧。这不是对它的吹毛求疵,而是对一切这样的历史剧想象力更高的要求和期待。
□肖复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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