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

　　两手空空来，一杯白开水招待

　　新京报：你认为这一次“反四风”，与以往抓工作作风有何区别？

　　陆群：十八大前，抓工作作风的活动，可以说年年搞，月月搞，不能说没一点效果，但总体效果不大。以前抓工作作风问题，有点像搞运动，抓几个月、一年，风声过去了，就放松了，不良作风又死灰复燃。十八大后，中央提出“反四风”，在内容上并没有新东西，但这次却是一场持续的纠风，“作风建设还在路上”，没有结束。

　　新京报：“反四风”的效果如何？你认为取得当前效果的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陆群：效果有目共睹，享乐主义和奢侈之风得到有效抑制，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但还有待进一步改进。

　　之所以能取得效果，是因为中央这一次动真格了，从上往下推行，政治局委员带头执行，下面层层落实。以前中央领导到湖南视察，警车开道，封锁市内一些主要干道，影响很不好。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带头示范，外出视察不封路后，高层带头干，下级跟着干，这是关键因素。

　　另一方面是明确出台禁止性规定，没有做到，就严惩，执行严格。

　　新京报：“反四风”给湖南官场生态带来怎样的变化？

　　陆群：首先是工作精简了，不必要的会议砍掉了。以前是文山会海，开会时间长，实质内容不多，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不必要的机构也砍掉了。以前开展一项工作，通常要先发个文，要先成立领导小组、联席会议之类的议事协调机构。一任领导身兼70多个协调机构的职务，若他出席所有的协调机构会议，光开会一年就要花两三个月时间。此外，还取消了很多形式主义的评比项目。

　　还有一个感觉是奢靡之风、攀比之风得到抑制，近一两年来高档的宴请明显减少，公务接待也简单了很多。以前地市纪委干部到我们省纪委来办事，习惯都带一些土特产送人，现在两手空空来，我们一杯白开水招待，双方都很省事。

　　“反四风”存在形式主义的问题

　　新京报：你提出不要用形式主义来“反四风”，如何理解？

　　陆群：“反四风”中有一项就是反形式主义，但在实际情况中，“反四风”就存在某些形式主义的问题，一刀切。

　　比如说，在清理办公用房中就存在一些形式主义作风，办公室面积超过规定面积，重新设计把超标的办公室隔离，重新配置办公用品，隔离出来的办公室闲置着，造成了新的浪费，又增加了成本。在我看来，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不能起到实际效果，已经超标的办公室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新建的楼堂馆所则要从源头上严格加以限制。用形式主义来反形式主义，效果肯定不会好。

　　新京报：你认为在反四风问题上，哪些方面做得还不够？

　　陆群：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得到有效遏制，在这两方面治理效果是很明显的，形式主义也得到一些改善，但是在官僚主义方面改善不是很明显。在服务人民群众方面，部分公务员的工作态度还没有完全转变，群众仍然是“事难办、脸难看”，希望在这方面能改善。

　　“官不聊生”是不适应监督

　　新京报：“反四风”后，有官员抱怨“官不聊生”，，你是怎么看待这种想法？

　　陆群：“官不聊生”是夸张的说法， 官员的生存状况远远没有达到不能生存的地步，他们比普通百姓享受的福利和权力仍然多很多。以前官员受到的监督相对较少，现在有些人就不习惯了。我认为对于官员的监督多多益善。但另一方面，要给予公务员适当合理的薪酬，我不认为高薪一定能养廉，但低薪会把一些官员逼上权力寻租之路。应给公务员适当提高福利待遇。

　　新京报：“反四风”与反腐败有何内在联系？

　　陆群：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没有明显的界限，作风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腐败问题。反四风是预防腐败的一种手段，把作风问题抓好，防止一些问题从量变到质变，把腐败问题扼杀在萌芽阶段。

　　新京报：你是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你认为预防腐败，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

　　陆群：反腐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政治清廉、无腐可反。在目前腐败高发形势下，不可能立即达到没有腐败，要标本兼治，目前是以治标为主，以查处案件为主，把腐败高发状态控制住，为治本赢得时间。

　　要有效预防腐败，除了思想廉政教育，根本还是要靠法治，建立长效预防机制，加强监督，规范权力运行，让腐败曝光在阳光下，无处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