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迁都是展都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

　　高岩：据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概念不是第一次提出，在以往国家就曾多次规划？

　　杨开忠：“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从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三波，目前处于第三波。第一波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当时搞过一个规划，叫京津唐国土整治规划，规划的文本成为探讨地区协同发展的重要蓝本，但没经过国家正式的批复。第二阶段在“十一五”时期，当时国家发改委牵头，做了两个区域规划试点，其一就是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规划，最后因为各方面原因流产。现在是第三波，这一次，规划通过全国人大投票，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今年的2月26日，习近平主席讲话，明确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四个需要，进一步把它作为重大国家战略提出。

　　高岩：现在北京的非首都核心功能中的批发业、物流业、仓储业的疏解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这些与首都的核心功能定位不匹配的产业，对白沟来说是发展机会。

　　杨开忠：没错，2000年以来，北京的交通拥堵、环境拥挤、人口膨胀、水资源短缺，城市病越来越严重。学术界对此有两种声音，一种主张迁都，比如把首都南迁至河南南阳，湖北襄樊，南京；第二种声音包括我在内，反对迁都，主张缩减首都功能，是一种展都的概念。

　　加强北京的首都核心功能，调整和缩减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形成以北京为核心的首都圈，将一部分功能迁移到河北、天津。

　　产业的事儿一定要看市场

　　高岩：现在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总在说“政府引导、市场主导”，那么引导和主导的尺度是什么？

　　杨开忠: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需要政治推动，要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的精神，依法推进。我一直主张要研究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法，要制定相应的法律，这是国际经验，比如日本，上世纪50年代就有首都圈整备法。

　　高岩：在规划中，首都非核心功能的疏解，政府会不会考虑距离问题，比如说某个产业是首都非核心功能的产业，如果产业搬迁、转移，它的合理距离是怎样的？

　　杨开忠：这个距离政府只引导，不决定。政府只能考虑政府的距离，企业很可能今天在北京，明天到广州去了，你说这是疏解吗？政府要考虑怎么实现省市之间协同，目的是让差距变得小一点，环境变得好一点，让整个区域对外更有竞争力一点。（政府）落手的地方肯定是重点，比如北京、河北、天津交界的地方，是北京功能疏解一个很重要的地带。在这些边界上，你既能享受到廉价的土地、劳动力、房子，同时你还能享受到北京人口多、市场大、信息丰富的好处，专业讲叫享受到北京的集聚经济，这是市场作用。

　　高岩：您认为疏解的方向还是要看产业的必要要素？

　　杨开忠：产业的事儿，一定要看市场，政府只能引导。比如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政府建议搬迁，会考虑哪里最优，用政策引导，当然在一个城市功能需要疏解的时候，也要看政府重大的基础设施。比如，要看中副都的含金量，因为政府的基础设施会建在那儿。

　　政府、企业、百姓都得顺势而为

　　高岩：我在白沟工作，但我作为一名北京人，很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短期利益是什么，中期能给老百姓实现什么，长期实现什么。

　　杨开忠：先别着急，规划还没出来。

　　高岩：规划成形前就开始喊京津冀一体化，会不会让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人期待中困惑，国家一直在进行顶层设计，如果出来了，他们可能会离开故土，这关系到民生。

　　杨开忠：我反而认为还喊得不够，应该把规划拿出来公开讨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一些机会，京津冀协同发展是趋势，大背景下，政府的行为是可预测的，聪明的企业会通过分析专业因素、看趋势，走在政府前面。我们的民众对政府的依赖性太强，一有传言说建副中心在保定，大家都往里投资。你可以投，这是你的自由，但如果政府不去，你得承担这个风险，因为这本身还在论证之中。经营者们在顺其自然，政府也要把握这个“自然”，顺势而为。

　　高岩：这次产业转移，商户相比我们，顾虑更多，其面临全新的选择，商户可能更迫切地希望政府说“你们最好去哪”，他们会觉得政府一说，政策就会向那边倾斜。

　　杨开忠：在搬迁的过程中，争论是正常的，每一个商户都希望得到利益最大化，如何协调争论，只能在“战场”上去打，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为做到公正，不会告诉谁应该去哪里，需要商户根据自己的利益去探索。

　　我一直主张要研究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法，要制定相应的法律，这是国际经验。

　　——杨开忠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能为民众实现一些短期红利的释放，能看到河北在协同发展中获得经济提振。

　　——高岩

　　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

　　新京报记者 李飞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