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2:对话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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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父亲和一名环保官员眼中的雾霾

我们不要戴口罩也不要只喊口号

2014年11月13日 星期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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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琰霖 清华博士后,与同伴通过微博、微信建立公共健康传播平台“雾霾生存指南”。
徐怀亮 邢台市环境保护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从业30年未离环保口。

  ★主题词

  绿色环保

  一名环保官员,所在的城市因为空气质量糟糕,上了美剧和《华尔街日报》,连续18个月顶着全国空气质量倒数第一的帽子,好不容易在7月份的排名中不再倒数第一了,又因为一条庆祝横幅让所有努力成了泡影。

  一位高知父亲,因为在市面上找不到适合3岁女儿戴的口罩,和怀着同样困惑的30多位父母几乎问遍了全世界。他们试验五六十款口罩,花了近100万,只是为了发明一款适合儿童佩戴的口罩。

  当这两个人遇到一起……

  特例

  “APEC蓝”

  侯琰霖:北京这两天天气好得都不真实。

  徐怀亮:邢台最近也是难得的好天气。因为APEC,包括邢台在内的河北多个城市都采取了严厉的减排措施,包括单双号限行、工厂停产、渣土车不能进城等等。

  侯琰霖:很多网友都把北京的蓝天笑称为“APEC蓝”,外国友人来了,一系列减排措施齐上阵,天空很神奇地就蓝了,所以大伙儿都喊着让外国友人多呆些日子。但调侃归调侃,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既然APEC期间天空可以变蓝,那说明平常也能变蓝,就看我们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有多大。

  徐怀亮:通过相应措施,污染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被控制的。

  侯琰霖:但APEC是暂时的,会议结束了,当一切恢复原状,老百姓盼望蓝天的方法还是只有一个:等风来。

  徐怀亮:非常态的措施能缓解眼前的问题,但大气污染防治、包括更广义的环境保护,都需要建立常态有效的机制,我们国家的环境问题不是一两天形成的,解决的话也要一步步来。

  侯琰霖:所以环保局长突然成了最不好干的岗位了。当地人民都盯着你,衡量标准也直观:空气好不好睁眼儿就能看到。

  徐怀亮:我1985年大学毕业后就参加工作,一直没离开环保口,工作压力确实比过去大得太多了。刚参加工作的那会儿,一说在环保局工作,周围的亲友都认为是扫马路的。但是现在空气一不好,身边就有人跟我说“你最近又有的忙了吧。”

  如今大家都知道环保是怎么回事了,老百姓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期待,是督促政府工作的动力,另一方面,也侧面证明了社会的进步,如果都吃不饱饭,谁关心空气问题。

  困局

  “邢台是中国的缩影”

  侯琰霖:在全民关注雾霾的背景下,邢台成了特殊的一个。今年邢台都上了新播的美剧,被剧中人调侃“那里的空气质量恐怖极了,那里的人们肺都是黑的。”

  徐怀亮:那个美剧我没看,但我女儿跟我提到过这个事儿。当时就觉得很悲催,好事不出门,怎么还到了美国了。但是邢台的现实情况就是这样,一个老工业城市,产业结构、工业布局、能源结构都不合理,而且邢台的经济也不发达,除了空气质量,人均财政收入也是全省倒数。解决雾霾问题,压力非常大。

  侯琰霖:还有就是前段时间环保局门口“为我市退出全国74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倒数第一而喝彩!”的那条横幅,网上反弹很大。

  徐怀亮:邢台一下子就站到了风口浪尖上。横幅的事我要澄清一下,我们局用的办公楼是租来的,附近是居民区,很多离退休老干部都在那儿住。那里正好有个篮球场,每个月局里篮球队会和老干部们组织比赛。

  2013年,邢台的空气质量在全国74个城市中全年倒数第一,2014年上半年也都是倒数第一。结果在公布7月份数据的时候,不是倒数第一了。

  没有人不关心自己的家乡,谁愿意一被提起来就是个脏得不行的地方呢。所以在8月份组织篮球赛时,老领导们自发地挂了那么一条横幅,这完全是没有恶意的,也不是说倒数第二了,邢台的污染就不治理了,仅仅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侯琰霖:在这点上我蛮同情邢台的,上面出了这么个排名。大家凭什么嘲笑邢台呢?谁又比谁好到哪儿去?某种意义上说,邢台就是中国的缩影。我们经历了几十年以GDP为导向的发展历史,只要经济能上去,环境和资源都是可以被牺牲的,这是历史现实。

  徐怀亮:去年年底,为了摸排清楚邢台周边企业的污染排放情况,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企业数据是2572家,这里面有大有小,大的像邢台钢铁厂,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小企业也有,玻璃厂、焦化厂也都建在市区周边。其实以前城市规划的时候,这些工厂也是远离市区的,但随着发展,城市越来越大,很多工厂就包含在城市中了,邢台人民几十年就是跟这些工厂一起走过来的。

  侯琰霖:邢台出产的钢铁、玻璃等工业产品不只给邢台用,可以说每一个老工业城市都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做出过巨大牺牲,现在到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时候,这里又是问题和压力最大的地方。现在它空气不好了,大家来调侃和嘲笑,就要抛弃它,这太冷血了。

  徐怀亮:理解万岁,邢台的确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还是期待大家多些宽容和理解。

  现实

  两头得罪人的环保局长

  侯琰霖:长远看来,与雾霾长期相处,很可能是我们这代人甚至下一代人的宿命。

  徐怀亮:任重道远。雾霾问题不是中国独有,伦敦、洛杉矶都发生过严重空气污染事件,甚至比我们现在还要严重。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环境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但这确实需要一个过程,污染治理、产业转型与升级、甚至是全民环保意识的整体提升,都需要过程。乐观的是,借鉴西方治污经验,今天的技术条件比过去要强,办法总比问题多。

  侯琰霖:所以我给孩子研究起了口罩。

  徐怀亮:了不起的父亲。

  侯琰霖:是无奈的父亲。去年10月份我搬家到了通州,就觉得空气一下子差了很多,我就在各个房间安装了空气净化装置。做科研的人都喜欢量化问题,我买来了自测PM2.5的设备,结果很沮丧,装置白买了,数据还是高得吓人。

  正好当时我女儿天天咳嗽,医院不知道跑了多少次,但是怎么看孩子还是咳嗽。我就猜是不是跟空气质量有关系,于是把孩子每次咳嗽的时间、严重程度都做了记录,再跟家里测量的PM2.5数据做对比,发现真的有关系。

  徐怀亮:虽然没有专业地研究,但雾霾影响最大的就是人的健康。

  侯琰霖:特别是孩子,我姑娘才3岁,你连续两个月听着她每天夜里咳嗽得呼吸不上来,真是心痛得不行。我就一普通百姓、普通的父亲,空气不好我也没辙,找了很久市面上没有适合儿童的口罩,我就只能自己做了。

  徐怀亮:在这个历史时期,所有的办法都要去想,所有的努力都要去尝试,政府在治理雾霾问题上责无旁贷,但也需要无数像您一样有知识有技术的人才贡献力量。

  侯琰霖:诚实地说,开始做这件事到现在,我脑海里都没有太多“贡献”的概念,这是自保,为了自己的孩子,我们这些当父母的人找遍了全世界,就是为了找到最合适给儿童做口罩的材料,很多材料根本就不卖给中国大陆,我们又在日本找代理公司,在台湾生产。费那么大周章,只是想能有这么一款口罩,能够把有毒害的空气阻隔开,让孩子能平安健康地长大。

  徐怀亮:食物可选,水可选,唯有空气不可选,这也是为什么大气污染防治迫在眉睫的原因。

  侯琰霖:环保部门现有的人力、物力及经费能满足日常监管的需要吗?

  徐怀亮:我的直观感受是县一级的环保力量相对还很薄弱,技术、资金以及人员素质都不理想。但通常直接面对企业的就是他们,我听说有的县级的环保局长都不想干了,两头儿得罪人,一个搞不好就要被问责,压力太大。

  未来

  措施永远比口号重要

  侯琰霖:过去是以GDP为导向,没人太关注环保,现在要以环境指数为导向了,压力都集中到这一批很可能大多数人还没缓过神儿来的环保工作人员这里,本身也不够科学。现在我们一说环保局是干什么的,就是罚款和抓人,但是对于大型污染企业,它不缺钱,环保不出大问题,就是给拘留了没几天你还得放了我。震慑力不够。

  徐怀亮:环保局可不是光罚款和抓人,有很多基础工作要做。去年春节期间我回家陪父母过年,结果当时1月份空气排名出来了,我跟80多岁的父亲说不能在家过年了,连夜就赶到局里。单位的同事都一样,加班加点,开会到凌晨是常事儿。今年七夕夜,我们监察队的小伙子们都不能休息,半夜突击检查污染企业,爬到烟囱口去测数据。这两天市里开常务会,环保问题每次也都是必须讨论的议题。

  侯琰霖:所以还是传统的工作模式,为考评为数字工作,我觉得国家应该考虑环保部门的职能转型,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环保机构承担的责任之一是引导教育民众如何爱护环境,比如垃圾分类、日常节能减排等基础工作。为什么垃圾分类喊了这么多年成果寥寥,还是政府重视程度不够,政绩考核里没有这一项。

  徐怀亮:优化环保机构职能,补充基层环保人员力量,也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侯琰霖:此外就是在居民发现生活环境被损害时,可以要求环保部门出具证明,然后去起诉。如果环保机构认定司法机构对污染企业的处罚不够,再采取其他惩治措施。这样一方面调动了居民关注环境的积极性,一方面减轻了环保机构的负担。但是现在个体是没有资格起诉企业的,环保局把大家都代表了,这样环保局也累,老百姓只知道抱怨环境不好、埋怨政府,但不会去想到维护自己的权益。

  徐怀亮:法律法规的健全也是确保环保工作推进的重要保障。新环保法明年起开始实施,因为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环保法过去25年都没有修订过。法律也在随着时代进步,我们一线环保人也有了更多底气。

  侯琰霖:对,法律非常重要。任何事情都依法依规,不留任何空子。但我觉得还应该有更细化的措施,去年我在家门口看到有焚烧垃圾的,就给环保部门打电话,结果理都不理我,就应该有个法律去约束这个行为,像110一样,多少分钟内不出警我可以举报你。在我国好多这方面的细则是没有的。措施永远比口号重要,宣传再多,不来真格的,不更改发展模式和思维,一切都是空谈。

  徐怀亮:干了30年环保,我也期待着一些新政策新措施。自然环境的修补和恢复需要政府和全民努力,你说的监督举报机制是很重要的一环。

  侯琰霖:有时候我就只是盼望着下一代不必再面对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徐怀亮:我是土生土长的邢台人,有时走在大街上我会想起刚参加工作那会儿,邢台有个别称是“泉城”,那时候城里有很多水系,下了班我会跟同伴们去游泳。再小一些的时候,下面收完麦子,我躺在麦子垛上,天上的星星真的能用璀璨来形容。

  这些景象已经太久没见过了,所以会觉得,虽然现在工作压力那么大,但每天做的事都是有意义的,我们所有努力就是为了把儿时的蓝天白云还给子孙后代。

  侯琰霖:这应该成为全民共识,不只要管环保的官员这么想,管经济管项目审批的官员也这么想,忙着挣钱的企业主也这么想,蓝天白云才能不只是一句口号。

  同题问答

  1

  2014年,你个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侯琰霖:白头发多了,焦虑多了,防霾口罩这个事,之前从没想过要经历这么多波折。

  徐怀亮:人老了,眼袋始终没下去过,皱纹一下子多了很多。工作上的压力增加了很多。

  2

  2014年,国家和社会层面你感受到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侯琰霖:推出了很多新政策,反腐工作从未有过的加强,让百姓对未来的期待多了一些。

  徐怀亮:干了30年环保,突然好像所有的目光都汇集过来,不管是国家还是全民对环保工作都前所未有地重视。

  3

  你对国家未来最迫切的期待是什么?在你看来这种期待大概需要多久能实现?

  侯琰霖:四中全会刚结束,最大的期待是国家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尊重宪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不管是执政党还是民众,都能心存敬畏、遵守规则。至于期限,不敢太说,但希望不要晚于2030年吧。

  徐怀亮:希望国家未来能够天蓝水清,老百姓能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这个期限,我只能说我期待这么一天,也相信会有这一天。

  4

  如果幸福指数从一到十,你给现在的自己打几分?为什么?

  侯琰霖:8分,我有活泼的孩子,美满的家庭,工作也是自己喜欢的。扣掉的那两分就是因为自然环境,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没办法。

  徐怀亮:7分吧。50岁的人了,家庭圆满,最惜福的是我父母都已年过80,身体都特棒,老爷子京剧不离口,老太太没事打打牌。再忙再累,我也愿意抽空回村里看看他们。少3分是因为现在每天面临的压力非常大,即便非常努力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互评

  不容易,但还需继续努力。 ——侯琰霖

  侯博士是高科技人才,他和同伴们用智慧和父爱为雾霾困扰的孩子们免受侵袭,很伟大,我内心非常敬佩。 ——徐怀亮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邢台报道

  摄影/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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