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政 中国经济增长格局在向新常态转变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增长格局也会随之变化。这种变化既有周期性的波动，也有发展阶段的转换。前者表现为经济繁荣、危机、萧条和复苏的过程，是短期性质的，通常采取刺激或紧缩的反周期政策。后者则表现为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即经济增长从一种常态转向另一种新的常态。因此需要在发展战略、结构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企业微观的生产经营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谋划，以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和把握主动权。

　　经济将从高增长转向7%-8%的中速增长

　　2001-201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2%。在工业增长构成中，又以重工业的高速增长为主导，2010年重工业年营业收入已占全部工业的71.6%。主要工业产品年产量如发电量、钢材、水泥和汽车，平均每年增长率分别为11.99%、11.9%、12%和24.32%。2011年工业增长速度开始回落，2011-2013年，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分别为10.4%、7.7%和7.6%。我国工业从10%以上的高速增长回落到7%-8%的中速增长，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暂时现象，而是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因为决定工业增长的市场需求的规模、结构和增速已经并正在发生变化。

　　第一，2000年以来，我国的高速公路、港口、机场、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迅速扩张，成为拉动重化工业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例如，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由2000年的1.63万公里，增长到2012年的9.62万公里，平均每年增长15.9%。目前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已进入后期，投资方向主要是完善高速公路网，建设重点转向车流量较少的偏线和冷线；港口吞吐能力已经出现过剩；机场建设重点转向二、三线城市的支线机场。

　　第二，城市空间扩张规模的变化。200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的面积为22439平方公里，2012年增加到45565.8平方公里。12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23126.8万平方公里，超过1949-200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总和，年均增长6.08%。在城市急剧扩张的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加快，扩大了对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由于受到土地供给瓶颈的约束，未来我国城市面积的扩张将不可能继续保持2001-2012年的规模和速度。因此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重化工业产品需求的增长也会趋缓。

　　第三，汽车进入家庭增速的变化。2000-2010年，我国轿车进入家庭出现了井喷式的高速增长。轿车销售量由2000年60万辆上升到2010年的960万辆，增长了15倍，年均增长31.76%。2011年轿车的销售量增长开始趋缓，2011-2013年平均每年增长7.8%，比前十年的平均增速回落了近24个百分点。2013年城镇每百户家庭轿车拥有量全国平均约24辆，家用汽车普及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仍然有广阔的增长空间。问题在于收入较高的东部大中城市，家用汽车日渐普及，但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受到收入水平的制约，汽车进入家庭将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因此汽车工业的产量和销量难以保持2000-2010年高速增长格局。

　　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阶段。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劳动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低技术含量、低价格竞争的粗放型的和以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继续下去了。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后，企业如何增加利润，员工如何增加工资，政府怎样保证税收和财政的增长，这是一个现实性的难题，出路何在？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工业总产值的构成中，以工资、税收和利润为主体的增加值平均只占26%，比工业先进国家低15个百分点以上，产值的74%都是转移的物化劳动消耗。如果工业增加值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即使工业总产值零增长，仍然可以增加2000多亿元的纯收益。这说明，在经济总增长速度趋缓以后，体现经济实惠的增加值仍然有持续增长的潜力。

　　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考察，1949-2010年的60年，我国经济发展实施以数量赶超为主导的战略，经历了从无到有和从少到多的两个阶段。前30年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初步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后30年实现了从严重短缺向物质产品相对丰富的经济大国转变。未来几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在保持适度较快增长的同时，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在生产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益等方面全面缩小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低收入群体有效需求不足严重制约扩内需

　　如果考察我国人均占有的工业产品的数量，仍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工业生产能力还有扩张空间，目前工业生产的过剩是相对过剩。低收入群体的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农民有效需求不足，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突出难题。城乡经济二元经济结构，农村人口占有的生产资料少，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其生产的剩余产品率低，难以通过商品交换获得更多的货币收入，从而导致农民有效需求不足。县以下农村社会商品零售总比重过低，2013年我国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37810亿元，其中农村为31952亿元，只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3.4%。

　　其次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需求倾向递减，低收入群体的有效需求不足。提高生产效率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调节社会财富不合理的分配结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根本途径。

　　第三是高房价加重了城镇居民以居住为目的购房者的经济压力，套住了两代人的消费能力，削弱了对其他消费品的购买力，压缩了其他产业的市场空间，阻碍国民经济产业体系的协调发展。30-50岁的工薪阶层是我国城镇消费的主要群体。很显然，由于他们被房贷所困，必然要压缩购买其他消费品的支出。因此，轻工、纺织、服装、家电等日用消费品工业、商业服务业、家用汽车工业等产业的市场，必然受到大多数普通工薪劳动者支付能力不足的限制，难以实现生产经营的良性循环。国民经济的一系列产业失去了有效需求的市场支撑。

　　目前许多地方为了刺激房地产市场，纷纷取消限购政策。实际上制约房地产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商品房的价格。大多数城市的商品房价格严重偏离价值，超出了当地城镇居民的有效支付能力。以适应城镇居民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为主要目标，继续限制投机性需求，逐步增加普通商品住宅供给，抑制价格上涨，把房地产利润率调整到社会资本平均利润的水平，是保证房地产市场和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健康发展的正确选择。

　　2012年12月开始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来，建立在公款消费基础上的高端餐饮业、高端烟酒等行业市场销售额显著下滑。30年来多少个红头文件没有管住的吃喝、送礼之风终于被刹住了，全国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有一种观点认为严格限制公款吃喝会阻碍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其实恰恰相反，这项政策抑制的是畸形的消费，抑制的是挥霍老百姓血汗钱的消费，而有利于扩大大众消费。主要建立在公款消费基础上的餐饮、烟酒和礼品行业的价格扭曲和虚高，严重背离了价值。一方面消耗了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又使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八项规定通过市场倒逼机制，促进餐饮、烟酒等消费市场回归理性、回归大众，有利于居民消费的增长；有利于社会财富的节约，去做更多雪中送炭的善事。严格控制和减少公款消费，还有利于改善和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由此产生的公共财政投资更大的乘数效应，将会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

　　依法治国和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走向现代文明的客观趋势，不要指望“风头”过去，吃喝送礼之风还会卷土重来。用制度和法律手段严格管控公款消费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新常态，并最终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城镇化进程将转向循序渐进的轨道

　　上个世纪80-90年代，我国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使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到乡镇企业就业，实现了离土不离乡的转移。这条道路曾经被视为推进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新路子。但是实践证明，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分散办工业的方式不符合现代大工业发展和城镇化的客观规律。90年代中期以后，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乡镇企业急剧分化，一部分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逐步向中心城镇集中，同时也有一大批乡镇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退出了市场。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目前转移出来的近2亿多农业劳动力已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主体。

　　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显著加快。按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衡量的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36.22%上升到2013年的52%，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1.21个百分点。2013年城镇人口总量为7亿，已超过农村人口。但是这种转移是不稳定的、不彻底的，一是就业不稳定，二是没有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三是户籍、家庭、承包田和住宅都仍然在农村。所以，消化已转移的农村人口，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是一项艰巨的和长期的任务。

　　近年来在城市空间急剧扩张的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加快。城市基础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借债。到2013年6月底，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为17.9万亿，这些债务的70%以上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巨额债务已构成潜在的金融风险。为了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规范借贷行为，防范债务风险，中央政府已开始约束地方债务，其主要政策是：清理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明确地方政府各级财政部门作为债务责任人，加强各级人大对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和债务的监督，控制土地征用规模，加强银行向地方政府授信和贷款的管理，中央政府不承担地方政府债务责任。

　　上述政策措施将有效防止地方政府的盲目借债，防范债务风险。与此同时，也将制约地方政府对土地需求的扩张。因此，未来我国城市面积的扩张将不可能继续保持2001-2012年的规模和速度，城镇化的进程中的空间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将转向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轨道。

　　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出口增长趋缓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善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条件和政策环境，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国际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成为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工业品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2237.43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4960.69亿美元，增长了5.68倍，年均增长20.9%。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形势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和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形成对我国工业品出口的制约。实际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是加快，而是在放慢或进入新的调整阶段。一是发达国家为了应对国内经济危机，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国际资本流动放缓甚至回流，国际产业转移放缓，以防止国内产业空心化；二是由于发达国家需求增长回落，国际货物贸易增长速度下降，世界货物贸易从2001-2007年年均增长14.1%回落到2008-2011年的3.8%。三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对外出口增速回落不可避免。2011-2013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年均增长11.9%，比2000-2010年工业品出口的平均增速回落9个百分点。

　　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但是世界上对科技革命的进程存在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世界科技革命突飞猛进。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不是生活在科学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的时代，而是科技革命相对放缓。目前传统技术仍然唱主角，例如发电技术、汽车发动机技术、喷气式飞机技术等等。真正的革命性技术创新非常罕见，而它们即使出现，也许要过很长时间才能改变经济和日常生活。迄今为止人类仍然在分享20世纪重大技术的成就。从实际情况考察，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性的科技革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美国出现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以技术创新成果做支撑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前的实际情况是，IT产业处于调整阶段，未来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现在还处于探索过程。IT产业发展不仅要探索革命性的突破，更重要的是要在现有技术基础上进行集成，开发新产品和应用的深化；生物工程技术多处于实验室阶段，大规模的产业化进程缓慢；美国商业化开采页岩气，缓解了能源供给压力。世界原油价格持续下跌，使以太阳能光伏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革命放缓。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表明，渐进式的科技进步是常态，跳跃式和突变式的科技革命需要以重大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的突破为基础，是非常态的。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为我们实现技术赶超提供了一个时间差。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应当包括两条战线，既要积极发展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战略性新产业，与此同时，更要重视现有产业的技术进步，在现有产业领域实施缩小差距战略。推进现有产业的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找准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先进国家的差距，实现技术赶超。在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非金属材料工业、石油化学工业、高性能和智能化机械装备制造业，高速铁路装备制造业、精密仪器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精细化工制造业、新药研发和生产等高附加值产业领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形成“高也成、低也就”的工业结构。

　　在与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中，我国每年有3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我国的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副产品为主，进口以高附加值的机械、电子和精细化工产品为主。在这些行业，如果国内的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性能能够达到工业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国际贸易条件将不会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下降而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