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际医院 为中国医改“探路”

　　2014年12月初，北大国际医院将在中关村生命园区开业试运行。此前，这艘总投资45亿元，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拥有1800张床位、46间手术室、159间ICU病房的“医疗航母”，已经运筹了12年。更令人关注的是，这家医院没有财政投资，是社会资本与北京大学共同出资组建的混合所有制、非营利性综合医院。

　　过去的12年，纵跨两轮医改，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社会办医的态度和政策，也在蜕变至今，在中国，社会资本办医仍处于探索阶段。北大国际医院靠什么样的耐力，在社会办医的道路上坚持前行了12年，并最终结成硕果？时任北大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韩启德为北大国际医院制定的办院方针是“建设国际一流医院，领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今后如何践行？

　　为此，新京报记者专访了北大国际医院院长王杉。

　　借助优质资源

　　探索社会办医

　　新京报：北大已拥有多家国内顶尖的公立三甲医院，为何又要建国际医院？

　　王杉：2000年4月，原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合并。当时，北京西北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航天城、回龙观等新的功能型社区和居民社区已雏形初显，但这么一大片地方没有综合性大医院。新北大看到这个机遇，向北京市政府提出，希望运用北大医学部丰富的优质医疗资源，在北京西北部组建北京大学总医院。从一开始，北大就明确，新医院不要财政投资，而是依靠北京大学雄厚的医疗技术资源，探索社会资本办医。

　　2002年，北京大学向北京市委市政府递交《关于筹建北大国际医院的请示》。当年7月，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批示：“将北大国际医院纳入医学城（名称尚未确定）统筹考虑，请卫生局、中关村等单位积极支持”。至此，北大国际医院开始筹建历程。

　　新京报：您是北大人民医院院长，又是普外科专家，为何要兼职做北大国际医院？

　　王杉：2003年初，时任北大副校长、北大医学部主任韩启德找到我，希望我来具体负责北大国际医院的筹集工作。我当时是医学部主任助理，领导信任我，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2003年6月，我被北大国际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任命为第五任董事长。前四任都是学校领导。随着医院进入筹建阶段，政府审批、医院规划等具体事务处理，需要找一个具体做事的人。我想我就是这个人。

　　定位非营利性医院

　　秉承做产业链思路

　　新京报：怎样界定北大国际医院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

　　王杉：把北大国际医院的定位从营利性改成非营利性，是我任董事长后做的第一件事。从国际经验看，一间医院从投资到保持资金平衡，至少要7到10年。当时，我国营利性医院的平均税负率是8%-11%，无论盈利与否，都要交营业税，即使头三年免税，也无法抵消7-10年的营收平衡期。综合考虑，我们达成共识，在当时国内的医疗政策环境下，办大型的营利性医院，走不通。

　　于是，第一次列席董事会，我说了两句话说服大家：第一、医院是长线投资，不可能近期体现股东利益；第二，要体现股东利益，不是靠医院，而是医疗产业。

　　新京报：后来，北大国际医院似乎确实走了产业链这条路。

　　王杉：不是医院本身，而是国际医院的投资方。从北大国际医院投资管理公司到北大国际医院集团有限公司，一直到今天的北大医疗集团，都秉承做产业链的思路。目前，北大医疗集团的产业链，不仅包括上游的药品、医疗器械，下游的健康管理、健康保险，还将基于北大国际医院的运行模式建设医院管理平台，为更多医院服务。

　　借势投资体制改革

　　拿到医院“准生证”

　　新京报：您曾形容当年北大国际医院办理“准生证”的过程，是“捧着猪头找不到庙门”，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

　　王杉：主要难在找不到审批立项的政策依据。北大国际医院的项目隶属北大，属于中央单位，北京发改委无权审批。我又找到国家发改委，当时的相关领导告诉我，他们只能审批财政投资的新建医院；审批一家社会资本办的医院，没有政策也没有先例。

　　新京报：难题最终如何解决的？

　　王杉：2004年7月19日，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把项目审批分为国家审批、（省级政府）核准和备案三种程序。很快，国家发改委、北京市发改委和当时的卫生部，商讨决定由北京市发改委核准北大国际医院项目。2005年4月8日，终于拿到了北京市发改委关于北大国际医院核准立项的批文。

　　社会筹资曾遇困境

　　引入方正增资扩股

　　新京报：“非营利性”意味着不能给股东分红，北大国际医院的筹资是否遇到困难？

　　王杉：2003年年底，国际医院投资管理公司的同事突然跟我说“后续投资没着落了”。当时医院规划投资32亿，注册资金仅5000万，实际到位3000多万，“准生证”还没办下来，我们拿不出一个清晰的盈利模式，找国内银行和风险投资的路很快走不通了。

　　新京报：有没有考虑过和纯民间资本合作？

　　王杉：那段时间，接触了国内外30多家投资商，不乏民营资本。但我发现他们只想要“北京大学”这块牌子，并不希望我们参与医院未来运行。但北大国际医院是要“建设国际一流医院，领跑医疗体制改革”。在当时，两者很难结合。

　　新京报：最后方正注资，是因为它是北大的校办企业吗？

　　王杉：除了这个背景外，关键原因是方正的管理层认同我们“建设国际一流医院”的理念。入股北大国际医院后，方正不仅注资，更将医疗产业作为发展的第二主业。

　　社会办医支持政策

　　尚缺乏可操作细则

　　新京报：从2005年拿到“准生证”，到今年医院开诊，又经历了10年。这期间，中国经历了两轮医改，中央和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诸多社会办医新政，对北大国际医院的筹建帮助大吗？还存在哪些问题？

　　王杉：2010年国务院58号文（《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通知》）和2012年北京的社会资本办医18条（《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若干政策》），都是非常好的社会办医支持政策。但政策如何对接个案，一直缺乏各委办局可操作的实施细则，比如社会资本办医开展诊疗服务，如何尽快纳入医保，目前仍在磨合、努力。我觉得，社会办医是系统工程，还需顶层设计，指导各部门在具体操作上无缝衔接。

　　搭建医学人才平台

　　破解优质资源“紧缺”

　　新京报：社会资本办医最关键的因素莫过于“人”。北大国际医院如何吸引人才？

　　王杉：北大国际医院希望搭一个医学人才聚集的平台，包括医疗服务、教学和科研。我们不在意你是在职还是退休、专职还是兼职，国内还是国外。前提只有一个：你的团队足够优秀，能确保患者的医疗服务质量。北大自己的医学生培养体系也将为北大国际医院提供优质可持续的后备人才。

　　新京报：目前一些专家在北大国际医院是多点执业，您同时身为公立三甲医院的院长，同意人民医院的医生多点执业吗？

　　王杉：我支持多点执业，但不主张无序的多点执业，希望是机构与机构之间的有序资源流动，第一执业地点和第二执业地点必须清楚医生的工作量分配。作为人民医院院长，我支持医生多点执业的前提是不损害人民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

　　目前中国医改的“难题”，也是公立三甲医院垄断了优质医疗资源，进而造成患者的无序集中。北大国际医院既然要“领跑”医改，就要做“探路者”，探索一种新的模式，解决优质医疗资源“紧缺”难题，延展、扩大优质医疗资源的效益辐射。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张秀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