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辉 性不再被刻意关注，才是社会进步

　　人物简介

　　彭晓辉 57岁，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性学家。

　　对话动机

　　11月7日，第十二届广州市性文化节，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彭晓辉在做性科学的演讲时，被一名女子掌掴、“泼污物”。女子虽然事后被警方拘留，但有关“性”的话题却在网上持续发酵。

　　“性”到底能不能摆在公开场合讨论？社会应该如何看待性文化的传播？16日，彭晓辉接受采访时说，拂去尘埃见本心，对于性，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淫者见淫。性的外延很广，但太多人把它理解得太狭隘。

　　“泼粪”事件

　　我将保留起诉的权利

　　新京报：“泼粪”事件已经过去快一周了，这一周你是怎么过的？

　　彭晓辉：状态逐渐在调整，现在好些了，刚开始那几天饭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相对于生理，心理上受到的伤害还是有持续性的。

　　新京报：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性文化节？

　　彭晓辉：这是第十二届广州市性文化节，主办单位是广州性用品批发市场。是政府部门批准的合法商业活动。进活动现场需要买票，还请嘉宾开展普及教育活动，未成年人是禁止入场的。

　　新京报：当时现场是什么情况？

　　彭晓辉：那场论坛是在7日下午，我第一个发言，台下的人都很专注。

　　刚讲了1分多钟，有名女子就从右后方冲上来打我，我一扭头她又打到我脸上，骂的什么我没听清，然后把塑料袋抠破，往我身上撒污物，不是粪便，但气味很难闻。她追着我打，我一直躲，最后从舞台正面跳下去，保安这时也把她制服了。

　　新京报：以前参加这样的活动有没有类似的遭遇？

　　彭晓辉：我参加太多这样的活动和讲座了，还是第一次被攻击。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外界质疑自己的声音？

　　彭晓辉：最早发出现场图片的是中国反色情网，把我被攻击当成他们的一种“战果”，我和他们以前一起录制节目，现场就骂我“流氓”，我想说反色情没有错，但应该分清楚什么是色情什么不是。

　　也有人攻击我，还是一个大学老师，我看了特别生气，你可以反对性学，也可以公开发表言论，但不能剥夺我传播性学的权利，我们可以交流，也可以辩论，但你不能这样谩骂和侮辱。

　　新京报：身边的人都是什么反应？

　　彭晓辉：我女儿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她安慰我，我的学生和朋友也在网上关心我。13日是我这学期最后一天课，从早到晚一共三堂，每堂课都有学生给我献花，学生们用卡片写他们想说的话，“彭老师我们挺你”、“性学不等于色情”，然后拍照支持我，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新京报：经过这件事，你是什么感受？

　　彭晓辉：最开始那两天，网上骂声一片，当时觉得特别孤独。我同情这名女子的无知，前两天听说她已经放出来了，但反对性学的人叫好，还让我小心，下次就是硫酸，我现在保留起诉这名女子的权利，因为我觉得这股反对性学的力量不仅仅是无知。

　　选择性学

　　“那种事还要你教啊？”

　　新京报：你是医学出身，什么原因让你和性这门学科联系上了？

　　彭晓辉：主要是个人的兴趣点，学医时我就接触了很多与性有关的书。另外1990年，国家教委、卫生部等六部委出了规定，普通高校要在健康教育选修课里加上性健康教育的内容，1992年我就申报了《性生物学》，因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切入比较好被通过。

　　新京报：对于性，你的态度始终是一致的吗？有没有“脱敏”的过程？

　　彭晓辉：一直是这个态度。初中时有件事很触动我，我当时跟着下放的母亲在农村读书，是班里的劳动委员，第一次安排任务对一名女同学说“你去搞什么什么事”，人家不干了，骂我流氓扭头跑了。班主任问我说过什么话没，看我没反应她也不好开口，就在黑板上写了个“搞”字，告诉我在当地这是脏话，让我和女生道歉、在全班面前检讨。

　　我拒绝检讨，结果校长火了，让我在全校做检查，否则开除学籍。我拿出毛主席的原话“搞学习”、“搞劳动”问他，毛主席也说脏话？校长才没让我检讨。

　　后来我一直想，这个字怎么成了流氓话了？当我知道当地农民讲荤段子，用这个字形容家畜交配我才明白，这才开始对与性有关的知识很敏感。

　　新京报：家人朋友最初对你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是什么态度？

　　彭晓辉：我妻子不管，她也受过高等教育，知道科学研究是怎么回事，倒是家里有个长辈知道后跟我打趣，搞什么专业不好，搞这个专业？我也没多解释。

　　当时生科院有长我一辈的教师和我打趣，那种事还要你教啊？长大了就知道了，我也打趣，哪种事啊？他说就那种事，我说不知道你说的“那种事”是哪种事。玩笑归玩笑，学院还是很支持的。

　　新京报：开《性生物学》这门课，最初有什么顾虑吗？

　　彭晓辉：学医出身，谈性学没什么顾虑。反倒是担心学生们羞涩，不好意思来听，我当时给学生干部做工作，动员同学报我的选修课，结果第一次选就有40多人报名，这个数量不算多也不算少了，第二个学期我就没再动员过。

　　新京报：还记得第一堂课是什么样吗？

　　彭晓辉：记不得了。不过这次被攻击后，有名学生在我微博里说，他支持我，他是我《性科学概论》的第一届学生，那都快20年了。1995年，我加进了性心理学和性社会学内容，扩展成《性科学概论》，面向全校开课，堂堂爆满，现在改成了《性学概论》，因为性学知识不仅仅涉及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社会学科知识。

　　性学课堂

　　2万多学生是我最大的成就

　　新京报：很多学生说，没听过性科学概论，相当于没到华师读过书。这是一门什么样的课？

　　彭晓辉：这是学生们夸张了。其实性科学概论，就是讲人性的问题，讲性的自然科学知识、性的人文社会学科知识，告诉人们如何处理好涉性的人际关系。我讲课也要做大纲，讲课时除了按照大纲也会结合社会热点。当然，我的课堂不是讲狭义的性，也不仅仅讲生理卫生常识，性学的外延是很宽的，也包括男权女权、同性恋等……

　　新京报：在课堂之外，生活中学生们会和你请教有关性方面的问题吗？

　　彭晓辉：会，基本上通过邮件，偶尔有紧急情况也会发短信。比如周末约会，两个学生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男生慌了，就要到我电话发短信，问我怎么办？那我必须得告诉他，得72小时内服用紧急避孕药，以免意外怀孕。

　　新京报：听你选修课的学生大多是男生？

　　彭晓辉：是女生。我们毕竟是师范院校，女生男生的比例在7比3，另外男生接触性信息的渠道更多，女生相对匮乏一些。

　　新京报：你的课对学生的改变体现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具体效果？

　　彭晓辉：有个英语专业的女生，毕业后去上海一所中学做老师，刚开始做初一的班主任，有一天好几名女学生收到了同一笔迹的纸条，都是类似于“你好胖”“你好白”“我喜欢你”的恶作剧的话语，其他老师知道了都说那还了得，一定要查出来找家长、写检查，但我这名学生没这么处理。

　　她开了个主题班会，说最近班里发生了件“有趣”的事，念了几个纸条后，她说通过笔迹知道是哪个同学写的，但会为他保密，希望他会后能到老师的办公室，她告诉那名男孩，希望和女同学交往是对的，但这种方式错了。她通过我的课知道，初一的孩子正处于异性疏远期，但又渴望和异性交往，正是迷茫的时候，所以把这件事引到了异性交往方式的讨论上。

　　新京报：这样的事情会带给你成就感。

　　彭晓辉：对，这些年上过我这门课的2万多名学生，没人说我的课没有用，和我出过的书、写过的论文比，这2万多名学生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社会观念

　　对性的理解太狭隘

　　新京报：据你了解，性作为一门学科，全国或湖北开设类似研究方向的高校有多少？

　　彭晓辉：人类性学研究方向只有我这里有。性社会学研究方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还有中国社科院的李银河教授。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心理教研室也有性心理学研究方向。

　　新京报：性学领域的科学研究，现在国内发展的程度是什么样的？

　　彭晓辉：自生自灭。完全是靠当事教授们在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兴趣来决定，少有高校有关当局主动有意识地组织老师来研究和开设性学课程。

　　新京报：国外呢？

　　彭晓辉：瑞典1933年就在小学开了性教育课，上世纪60年代就入法了，幼儿园都要开性教育课，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新京报：国内的瓶颈是什么？

　　彭晓辉：性教育难，难在“老大拦”。国家有法规，要在中小学开展性教育课程，但国内各个中小学校长没这个意愿，因为应试教育升学不考这门课，另外就是社会的反对声音，学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光有法规不够，还得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出台，比如落实督导，甚至一票否决，你学校不开这门课或者开得不好，就不合格。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现在社会对“性”的认知水平？

　　彭晓辉：我曾说中国99%的成年人是性盲，我界定性盲的标准是没有接受过系统、规范和科学的性教育。性的外延很广，但社会对性的理解太狭隘，这与我们固有的观念和主管部门的态度分不开。因为政策上的不鼓励，小巷子里的成人用品店大多是在夹缝里生存，起的名字也很隐晦，但实际上全世界70%的性用品是在中国生产的；法律上禁止做避孕套避孕药的广告，但却不禁止流产广告，这种本末倒置的规定，本身就制约着社会对性的认知水平。

　　新京报：性教育的发展程度与社会对“性”的认知程度应该是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怎么来解决这个矛盾？

　　彭晓辉：性教育的程度低，认知程度就不会高，反过来也是一样，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好在经过这些年，这些问题可以拿到台面上来探讨了。在性教育上，我们有和性学有关的课程与研究方向，在知识普及上有性文化节和相关的讲座，只有从这两个渠道同时进行，矛盾才能解决。

　　文化普及

　　平常对待“性”才是最好的状态

　　新京报：除了在课堂上，你还开微博讲“微性学”，也参加讲座和性文化节，这其中是被迫为性正名更多，还是主动普及性文化更多？

　　彭晓辉：都有。这次广州性文化节是邀请我去的，我也很愿意借这个平台表达我的声音，我不要报酬，29日我在武大还有一场讲座，也是义务的；也有被动的，比如开微博，2011年我在南京师范大学讲座，观点被媒体误读成“遭遇性侵犯女性应主动递上避孕套”，被扣上了“递套教授”的帽子，没办法才开微博澄清我的原话。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自己20多年研究性学的经历？

　　彭晓辉：研究性学的过程很艰辛，不像其他领域那么通顺，性学研究和性教育会受到这么多质疑，但这些质疑和攻击也磨练了我，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这门学科的价值。人都说50岁知天命，我今年虚岁58，还有两年多就退休了，起码回头看看觉得值了，没白过。

　　新京报：因为努力起到了一些效果？

　　彭晓辉：中国的性文化这些年还是在进步的，性文化节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然这不是我们从事性学研究的直接影响，应该是一种间接的，我们从事科学研究，出版学术著作，参加讲座，这些应该间接推动了很多人对性的认知。

　　新京报：你期望实现的改变是到什么程度？

　　彭晓辉：什么时候记者们不再围着我转，那就正常了。如果人们对待性更加平常，那才是最好的状态，才是一种进步。

　　新京报：作为性学专家，你眼中的性是什么样的？

　　彭晓辉：性本身是自然存在，是中性的，不取决于人对它做出的主观判断，但对于性的认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淫者见淫。

　　我曾说中国99%的成年人是性盲，我界定性盲的标准是没有接受过系统、规范和科学的性教育。性的外延很广，但社会对性的理解太狭隘，这与我们固有的观念和主管部门的态度分不开。 ——彭晓辉评价现在社会对性的认识

　　新京报记者 贾鹏 湖北武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