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纳·措恩：希望互联网可降低交通事故死亡率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尝试连接互联网，帮助中国的正是这位来自西德的科学家维纳·措恩。措恩教授认为，中国会是未来互联网发展出最强产品和服务的理想地方。

　　中国互联网将研发出最强产品

　　新京报：中国发往世界的第一份邮件中写道“跨过长城，我们可以到达世界的任何角落”，这句话是如何想出来的？

　　措恩：这句话是由王运丰（时任机械电子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澄炯（时任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研究所所长）和我，在1987年9月13日那个周日11点钟的时候想出来的。那年我在北京，带着同事帮助解决电子邮件联网的课题。

　　中德计算机网络合作项目始于1982年的一个世界银行项目，19所中国大学装了西门子电脑。王运丰教授是该项目大学方面的领头人，也是中国互联网的精神领袖。从中德合作项目到中国顶级域的申请等，所有这些离不开中国科学家。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中国互联网在过去30年的发展？

　　措恩：互联网的发展，就跟演化一样，有三个阶段：变异、隔离、选择。我想，中国会是未来互联网发展出最强产品和服务的理想地方。

　　新京报：你被认为是“德国互联网之父”。在你看来，帮助中国连上互联网，与帮助德国连上互联网，哪个更难？

　　措恩：德国的难多了，因为从1982年到1992年，整整10年，德国互联网采用的是OSI模型（开放式系统互联通信参考模型），这个模型强烈地不支持TCP/IP协议。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互联网

　　新京报：“跨过长城，我们可以到达世界的任何角落。”你和当时的中国科学家同事认为，互联网应有怎样的精神？这种精神之后是否发生了改变？

　　措恩：不，完全没有。当时（1983到1987年）的这个精神，就跟几世纪以来的科学精神一样，是去接受挑战与合作——不管有什么政治障碍——都能带着共同的愿景，一起实现新的有利于人类的事情。

　　新京报：你来过中国几次？怎么看互联网对中国的改变？

　　措恩：超过20次。对我来说，互联网如何改变中国不好回答。但很明显，中国正在改变世界层面的互联网。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以指数级翻倍的国内用户数量，也因为它的跨国境服务有着极佳的速度。在和来自美国的互联网大玩家成功竞争这点上，中国走得很好。

　　新京报：之前，你是否预料到互联网会迅速发展？

　　措恩：不，完全没预料到。

　　希望能阻止互联网垃圾邮件

　　新京报：如何定义“互联网安全”？

　　措恩：安全和保障问题首先是结构层面的，其次才是组织层面的。互联网的结构是开放的，不同IP层是无连接状态，管理层是去中心化的，发送者的难以追踪性，都导致了它的成功。

　　但同时也带来了滥用。早期，人们试图用可接受使用政策（AUP），对互联网的滥用加以限制。结果则很简单：技术上无法执行或保障的，必须用法律框架来加以限制。

　　新京报：互联网是否能够被管理控制？如果可以，该如何管制？

　　措恩：关于网络中立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哪怕是在互联网上。

　　从理论层面看，网络是“单一类别客户的排队系统”。上世纪70年代后，计算机界就公认，多元类别客户的排队系统能够带来显著的网络改善，只要这个系统是比较好的设计和管理。

　　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用更高的互联网成本，提高服务级别来禁止不同客户类别，而是如何区别不同的客户类型。这应该由用户通过合同形式来决定，而不是由互联网服务商传递的内容类型来决定。

　　新京报：你对互联网未来的愿景是怎样的？

　　措恩：对这个问题，我则希望从科幻的角度来回答。我的科幻愿景是，希望未来能够有基于互联网的道路基础设施，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率降低到零。

　　目前，我有一个简单的请求，希望能阻止互联网上的垃圾邮件。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金煜

　　我与互联网

　　1 问：你每天花多少时间上网？答：没什么特别的。最多一小时。但一直处于联网状态。

　　2 问：你使用什么上网工具？答：PC。不用社交媒体。

　　3 问：你上网的目的是什么？答：什么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