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范恩 作家的责任是要把世界缩小

　　大卫·范恩，1966年生于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成长于凯奇坎岛，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英文系，并获得康奈尔大学创意写作硕士。他的第一部小说《一个自杀者的传说》由于没有文学经纪人愿意向出版社推荐而被搁置十二年。在此期间为了生活，他当了八年船长，还做过造船工作。直到他获得了格蕾丝·佩莱短篇小说奖，该书才于2007年由参与主办该奖项的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再版该书，获得巨大成功，在国际上获得十多个文学奖项。本书中文版日前由九久读书人出版。

　　我们的生活就像个希腊悲剧

　　新京报：在《一个自杀者的传说》里，《苏宽岛》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篇作品。里面讲述的是一对父子单独在岛上生活的日子。这是你对当时生活的一种假设吗？假设当年你13岁时接受了父亲的邀约，去了阿拉斯加，会发生些什么？

　　大卫：对，当时我拒绝了我的父亲（两周后他的父亲饮弹自杀），我心怀恐惧，不知道和父亲一起住会发生什么。实际上他并不是邀请我和他去一个岛上，他邀请我去的是费尔班克斯，他在这里当牙医。我以前来过这里，这里的孩子们在十二三岁左右已经开始吸毒、打架和发生性关系，我会觉得那里很危险。如果我去了可能也会变得和那些孩子一样，当然在13岁就有性生活是不错啦，但毒品和打架还是算了吧……

　　新京报：哈哈，在故事的结尾你透露了你当年心怀的这种恐惧。

　　大卫：我有时候想，我写这篇小说就是为了写出我当年的恐惧和害怕，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很奇怪，在这些小说写完之后，我才能真正思考他们的意义。我父亲自杀这件事，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是压在我身上的一个重担。在这篇小说的结尾，父亲抱着儿子的尸体，从一个岛屿走向另一个岛屿。那种无意识的决定很了不起。我发现我一直无法去写我父亲死的那一天的场景，所以我只能把情况反过来，变成儿子死了，只有这样我才能写下去。这和真实有距离，潜意识里，当我们受到创伤，用写作来重新发现自我和疗伤。

　　新京报：这篇小说毕竟写于将近20年前了，你所说的这种距离，到了今天你觉得还需要吗？

　　大卫：如今，我比当年更能承受这件事了，但我觉得我的潜意识还在工作。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希腊悲剧，我刚离婚，跟前妻子在一起十六年，但我不了解为什么我喜欢上了她，选择了她，但最后不能跟她在一起。我也在想，我是不是在复制我父亲的生活，还是我真的解除了过去的负担？我真的不知道，这些都在我的潜意识里……写作也是一样的，故事里会有我们没有意识到的细节，但却又折射着现实。

　　我的故事讲述的都是人内心的矛盾

　　新京报：我并不觉得这个故事全都是悲剧。故事的中间，父亲和儿子还曾经谈论过彼此的梦想，一切思考未来，那个时候他们是高兴的。

　　大卫：父亲其实是有着浪漫的梦想，他喜欢那些浪漫主义的作家，柯勒律治和梭罗，这里的概念其实是——回到大自然里来寻找我们的无辜和童心，我们可以复活起来。但这只是一个梦想，而儿子也被吸收到了爸爸的梦里。而我自己的父亲后来得了躁郁症，所以有的时候他非常高兴，有的时候他感到绝望，这个故事反映了他的两面性。这也是让儿子最大困惑的地方——爸爸的自我不可靠。小孩都是会认为，坏的事情没有办法解决，他们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好。所以儿子选择自杀，是因为他看不到会有好的结果，他觉得他和父亲永远离不开这个岛，事情只会越来越糟糕。

　　新京报：是啊，即便是白天的父亲和晚上的父亲也是不一样的，白天他阳光灿烂，到了晚上却偷偷哭泣。

　　大卫：深夜透露了父亲心中的黑暗，我相信在现实生活里很多人也是如此，一天的忙碌过后，到了晚上需要一种发泄。我实际上在写希腊式的悲剧，我的故事讲述的都是人内心的矛盾。我的小说里通常都是两个主角，他们的关系很亲密，同时又在不停地“毁灭”对方。我写作的风格是新古典主义，但不同的是，我加入了更多风景的描写。

　　破坏时才能觉察到自我的真实身份

　　新京报：为什么你会特别关注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大卫：在古希腊，人们认为我们的基本家庭关系可以断定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谁？我们的自我感觉是如何？这些都是来源于我们的家庭。所以在这种关系产生矛盾时，我们会受到很大的压力，甚至会自己来破坏这种关系。当我们破坏的时候，才能真的觉察到自我的真实身份。作为读者，我们分析主人公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进行自我分析。而作家的责任就是帮助读者只关注到台上的主角，我们需要把世界缩小。比如父亲和儿子在岛上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们无法逃离舞台。即便是儿子死亡后，父亲也还是独自在森林里，森林好像是一面镜子，父亲还是逃不开。

　　新京报：虽然读的只是这本书的中文版，但我猜测你在书写时用到了一些古英语，比如你在写“你”的时候，用到了“汝”。

　　大卫：对。我每天都会翻译古拉丁语和古英语——这两种语言是现代英语的根源。古英语听起来跟现代英语一点都不像，类似北欧的语言。我会用古英语的句型和节奏来写作。相对于古拉丁语来说，我更喜欢古英语，这是日耳曼人在野外生活的语言。对我来说，他们跟天地有更紧密的关系。而古拉丁文太整齐了，太合理了。不仅仅是古英语，这本书也借鉴了很多其他语言的影响，比如福克纳的语言，还有马尔克斯一本小说中的灵感等等。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论战，我的家人们在讲父亲的故事时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所以我也要用不同的风格和写法来完成这本书。

　　今天的年轻作家获得的机会越来越少

　　新京报：这本书你在18年前写完，你知道其实很多作家多年后谈起少作时，会有种希望那些书当年没出版的感觉，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后来的书要比少作好很多，你呢？

　　大卫：我很高兴这本书发表了！我29岁写完的，42岁才发表，所以我很高兴啊！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毕业多久，所以我研究了很久的古拉丁语，也读了乔叟。我担心时间长了我就不会怎么仔细地来用语言写作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如果让我重新写这本书的话，我唯一会改变的只有一点，就是小说里父亲离开了岛屿，但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让这个故事就在岛上结束。今天写小说对我来说变得更容易，但是写出一个很棒的句子却变得很艰难。

　　新京报：我知道你当年为了小说可以发表也是历尽磨难，你觉得今天的年轻作家的机会是更多还是更少了呢？

　　大卫：现在机会更少了。在网上发表内容当然更容易，但年轻作家想要获得口碑和知名度变得更难了。在欧美，热爱阅读的人越来越少，很多出版社也倒闭了，我很同情这些年轻的书写者。我猜想在中国或许会不一样，中国的经济还在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有时间读书、有钱买书，你们也会因为这样的飞速发展有很多故事可以去写。全世界都想知道，中国人怎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儿时的居所被推倒，然后变成了高楼大厦。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特约记者 林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