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一部立得住的信史

　　上世纪90年代，由中共党史领导小组批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这部记述中共从1921到1991年七十年历史的著作，在官方版本中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和良好口碑。党史专家金冲及参与了整个写作过程，他记下的胡乔木、胡绳两个组织者在写作期间的谈话，既是关于这本书写作的历史，也是兼具政治和学术双重身份的党内高层对这段历史真实认知的心声。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中共党内公认的高水平书写，那么金冲及记录下的二胡谈话，应该就是当时两个组织者智慧和学识最生动的展现。

　　一

　　胡乔木：“不能指责太多，但也不能原谅太多”

　　1990年初，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准备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4月，党史研究室把初拟的提纲送给胡乔木，胡乔木看后，批评提纲“思路不清楚”，他特别针对建国之初围绕合作化问题的波折强调：“‘合作化高潮’不宜用肯定的口气来讲，类似的说法还很多。”

　　所谓合作化高潮，是指1955年在毛泽东推动下开始的全国合作化运动。1953年开始，全国发展农业合作社。1954年1月，鉴于农业合作社发展中出现不顾条件、急于求成的苗头，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建议对合作社“控制发展，着重巩固”。中共中央采纳了邓子恢的建议，1月10日，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给迅速发展的合作社降温。事隔一年之后，1955年7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严厉批评邓子恢等像小脚女人，在合作社问题上已经落在了群众运动后面，提出农业合作化目前不是下马问题，而是赶快上马的问题。在毛泽东强力推动下，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由此造成速度上求快、规模上求大、所有制上求公的倾向，给仍处于传统发展水平的中国农业，带来了许多问题。

　　1990年前后，中国的改革遭遇一些困难，人们在很多问题上的认知稍显迷茫，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对既往历史的认知中。看得出来，胡乔木在这一点上是清醒和坚定的，他针对写作提纲中肯定“合作化高潮”的思路指出：“像这样的事情没法肯定的。如果这可以肯定，历史就是任意的。党也是在全国会议上决定的（指合作化运动），说推翻就推翻了，当然不能指责太多，但也不能原谅太多。从历史上最高的‘董狐笔’，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历史要有政治性，不能把所有既成的事实加以合理化。而且批判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是错误的，可以说是党内的公论。所以《七十年》一书对这样的问题，不说得公道，怎么行？”

　　党史要有政治性，党史也要有“董狐笔”，这是胡乔木对《七十年》提出的很高要求，是他对党、对历史均抱持的负责任态度。对建国后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直接关系到党对现实和未来的认知，胡乔木特别重视。谈话中，他回顾了50年代开始“毛主席工作里的任意性、工作指导中的任意性”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分析了毛泽东发动并坚持文革错误的根源：“他又觉得还有一套既不同于林彪、‘四人帮’，又不同于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一种革命。这根本是幻想，他也说不出来，也找不出这个力量，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这是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这样一个结局。”胡乔木面对问题，不回避，不袒护，又不走极端，尖锐指出，中肯解释，让人心服口服。

　　人们常常说，历史可作为现实的殷鉴，但这首先要求我们真诚面对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持之以中，行之以正，否则失之毫厘可能就谬以千里。胡乔木强调：越穷越革命，“社会主义不能这样干，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社会主义是很长时期的。阶级斗争不能放在那么突出的地位。认识这一点，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是很不容易的”。作为党内精通历史的理论家，胡乔木此语，现在读来，仍然语重心长。

　　二

　　胡绳：最不满意的是抗战部分

　　《七十年》写作计划启动不久，胡乔木患病，胡绳接手主持写作工作。初稿写出后，胡绳最不满意的是抗战部分。应该说，这侧面反映了抗战研究薄弱的状况。

　　中国的八年抗战是在一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进行的。中国当时的执政党是国民党，军队主体是国民革命军，中国共产党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不可或缺的力量，而且随着抗战的持续进行，无论在政治、军事和社会文化上都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敌后战场和以国民革命军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相互支撑，共同推动了对日抵抗的持续进行。作为在野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一场民族生存战争中，发挥出如此巨大的作用，已经堪称世界史上的奇观，某种程度上这也反衬了蒋介石政权的软弱。不过，蒋介石政权毕竟在中央政府的地位上保证、坚持了对日抵抗的持续进行，调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强大的日军周旋，论史者对此不可以不正视。抗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离不开国共两党的努力。胡绳说“合作领导”或“共同领导”，虽然只是口头的表达，结合上述事实看，却也不可等闲视之，应该是其长期阅读和思索的结果。

　　抗战史部分，胡绳关于《七十年》初稿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敌后抗战，稿子讲了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没有讲艰难性。国民党军队到敌后为什么搞不了？因为他没有和人民密切结合，就没法在敌后生存。国民党后来也想搞一点，但它一直没有把敌后看得非常重要，它也搞不了，只好在前线搞正面战场，又打不好。初稿中没有把敌后战场的艰难性写出来，那不是什么军队都能干的。”

　　三

　　胡乔木：“历史有时不一定完全合乎逻辑”

　　作为中共党内负有盛名的两位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胡乔木和胡绳在谈话中除辨正史实、梳理思路外，还不时传递出他们对历史认识的思考，在谈到毛泽东50年代后常常违背自己的思路，造成一系列失误时，胡乔木的感叹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历史有时不一定完全合乎逻辑。”

　　胡乔木的这句话的确是治史者的经验之谈。很多研究历史的人都会发现，历史运动在呈现出一定的趋势同时，常常还会伴随难以臆测的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这些偶然因素左右历史的具体运动，有时甚至会改变历史的方向。比如胡乔木和胡绳都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这样的一次全局性失误不一定必然发生。确实，在共产主义革命中，领袖的巨大影响力决不能轻易忽视，而领袖的生成与行为，有必然也有偶然。胡乔木和胡绳作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们当然懂得历史趋势的巨大威力，但也绝不会忽视影响历史运动的诸多因素，世界常新、历史同样常新。

　　胡乔木希望写一部立得住的信史。所以，他提出：“历史需要不断重新观察，每次观察要有新的内容。历史是非常丰富的，可以从许多角度来观察。人们的思想也不会像我们现在想的那么简单的几条。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社会生活是复杂的，要宣传党的七十年，就要看到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是老一套，重播一遍，要确实说出新东西。”要完成信史的建构，确立事实的基础当然是首先需完成的任务，而站到现时代的高度，汲取人类不断进步着的认知成果也十分必要，其中，摆脱线性思维，直面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尤为关键。事实上，胡乔木当年提出的任务，在当今的党史研究中也还是一个亟待深化的方向。

　　作为一部承担一定政治功能的党史著作，《七十年》的写作有其专门性和针对性。比如对“文化大革命”的书写，胡绳一再强调，《七十年》中的“文化大革命”部分不要写成“文革”史，而是党史中的“文革”阶段，具体而言，书中既要写“文革”的错误，也要写“文革”中抵制错误的人们，要让人从党的失误中看到希望。胡绳这个思路提醒我们，党史的书写既是历史，但又有其特殊性，党史的书写和纯粹学术化的对党的历史的研究有同有异。从党的角度写党史可能是一种写法，从学术角度写党史则可能是另一种写法，在保持历史的求真求实基础上，前者重在资政育人，后者则重在还原事实，前者重在当下，后者则重在长远。在当代中国，两者将有可能长期并存。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已经20多年了，整理者金冲及先生当时还当盛年，如今也已年至耄耋。金先生在前言中两次提到，这些话是胡乔木、胡绳20多年前说的，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希望不会引起误解。我想，这正是历史的精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背景，面对着自己的问题，他人无法越俎代庖，也不必为之强行背书，同情、理解是后人对前人的尊重，批判亦然。20多年过去了，读两位胡先生的谈话，的确还是能从中体认到人类智慧的光芒。

　　□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