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峰：呼格吉勒图之后我没有新朋友

　　闫峰 呼格吉勒图案唯一在场者。1996年，他与呼格吉勒图同是卷烟厂的临时工人。

　　■ 对话动机

　　闫峰与呼格吉勒图生日只差几天，是“很要好、很铁的朋友”。

　　同样年龄，同样的工作起点，闫峰觉得两人原本会有大致相同的人生轨迹，但18年前的那起奸杀案，“他死了，我的生活也扭曲了”。

　　此后闫峰变得胆小，遇事就躲，18年里没跟人吵过架，尤其怕跟警察打交道。呼格吉勒图死后，他没多久就离开了卷烟厂，此后没有一份工作超过两年，没再稳定过；他37岁了，还没结婚。

　　闫峰会偶尔梦到呼格吉勒图。18年没抹去闫峰记忆里的呼格吉勒图，一直是年轻的样子。

　　他并不抗拒采访，他觉得有道义把当年知道的都讲出来。除此之外，他不愿多谈。闫峰说了很多次“不方便”，不方便见他的家人和为数不多的朋友，不方便进入他的生活环境。

　　见面地点是呼和浩特一家路边小餐馆。看起来，他不像37岁，衣服穿得年轻，脸也白净。闫峰说这是因为这些年总在换工作，没怎么干过重活儿。

　　闫峰生活很单一。他在一家物业公司当电力维修员，“有活儿的时候就去业主家里摆弄那些机器，没活儿就在值班室干坐着。”

　　小餐馆里坐的位置正对门口，外面有人进来，门一动，他会下意识地抬头看一眼，但是对方一走近或者目光跟他碰到一起，闫峰会迅速低下头，端起茶杯却不喝水。

　　他的朋友都是小时候认识的，问有没有1996年之后认识、关系很好的朋友，他想也没想就说“没”。

　　他愿意回忆俩人以前一起游泳、到处玩的青春时光。但对现在的生活，问得多了，他会轻声嘟囔，“说这个有啥用呢，日子又不能从头来一遍。”

　　他是我唯一能说话的人

　　新京报：呼格吉勒图去世18年了，这18年里，你最难熬的是什么时候？

　　闫峰：他被枪毙以后那段时间，还有就是赵志红被抓的那年，都是心里最麻烦（呼市方言，心里难受的意思）的。

　　新京报：两次心理感受应该是不同的。

　　闫峰：不一样。他被枪毙后的那段时间，我特别难受，我性格偏内向，爸妈都有些疾病，从小跟外公外婆长大，没什么说话的人。在卷烟厂车间，除了呼格吉勒图，其他工人都比我大。他是我唯一能说话的人。

　　我们一起吃饭喝酒，一起游泳，一起去录像厅看香港的武打片，原本都挺好的。那个案子，我都没想明白怎么回事，报纸上就铺天盖地地说呼格吉勒图是强奸杀人犯，没多少天就给枪毙了。

　　新京报：你相信过吗，呼格吉勒图是杀人犯？

　　闫峰：我相信过。那时候人们获知信息的渠道就报纸电视，报纸上绘声绘色地写，大家都相信。可能他家人不信，但是真正给呼格吉勒图讨说法，不也是赵志红落网之后吗。

　　新京报：但你说过当时的报道很多是虚构的？

　　闫峰：是，大多数跟我当天晚上的记忆都不一样。报纸刚出来的时候，我拼命跟周围人说，不是那样的，警察和报纸都在撒谎，但没人相信我，大家都觉得呼格吉勒图是坏种，我和他都是会偷看女厕所的流氓。

　　新京报：最后是什么让你相信了？

　　闫峰：最后说他指甲缝儿里面有死者的东西，还有血型什么的。

　　新京报：到赵志红落网，才选择相信自己的记忆？

　　闫峰：之前9年都很纠结，一会儿觉得是真的，想呼格吉勒图的为人，又觉得绝对不可能。赵志红被抓时我看报纸，当时还没人把呼格吉勒图的案子跟赵案联系起来，卷烟厂公厕的案子只有几句话。但是就那几句话，我就明白了，呼格吉勒图是冤枉的。

　　新京报：你有时候会想，自己当时说的一些话让警察认定呼格吉勒图是凶手吗？

　　闫峰：警察问呼格吉勒图为人怎么样，有没有看过黄色录像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问，我说他人很好，我们没看过。但警察翻来覆去问，还很凶。我就说没有，后来我说了一句呼格吉勒图跟我说过黄色笑话，这也是实情，我们那个年纪不是很正常吗？

　　我说和不说，那个事情当天晚上他们打完呼格吉勒图就定性了，会有所改变吗？但是后来我也难受过，为什么不跟警察多说一些他是好人，当天10分钟的时间怎么够杀个人？

　　酒醒后 日子还得过

　　新京报：这些年心里难熬的时候怎么排解？

　　闫峰：找朋友喝酒，呼格吉勒图之后我没有新朋友，就是找老同学什么的喝酒，喝到大醉，有时候大哭一场，到后来哭都哭不出来，就把自己喝到人事不省，一觉醒了，日子还得过。

　　新京报：会跟周围的人说起他吗？

　　闫峰：很少，那时候在外人眼里他就是强奸杀人犯，不想提。这些年也不大想跟周围人说，人都没了，说也难受。

　　新京报：这些年都不怎么跟呼格吉勒图的家人联系？

　　闫峰：很少，我其实挺怕见他家人的。因为坐在一起话题就少不了他，记者一采访他妈妈就哭，她一哭我心里就特别难受。赵志红落网那年，我自己去看过一次。

　　新京报：会经常想起呼格吉勒图吗？比如喝醉酒之后，自己独处的时候？

　　闫峰：他死的那年会，不知怎么的就在脑海里蹿出来了。有时候做梦会梦到他，但在梦里他也不说话，就是一个人影在那里。醒来后时常恍惚，总觉得他还活着，我们还能一块干活儿喝酒。后来慢慢就少了，喝酒也是为了不去想很多事情。

　　新京报：除了网上公布的那些照片，你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闫峰：记得，要说也奇怪，毕竟18年了。记忆里他也不只是照片中的那个样子，很多样子，很活泼很仗义，有时候都不敢想他要是活着也像我现在一样老了，他的样子一直都是18岁的。

　　恐惧一直伴随到现在

　　新京报：你个人受这个案子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闫峰：人们总在背后指指点点，没多久我就离开卷烟厂了。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工作超过两年。现在每月工资也就两千多一点儿，家里条件不好，对象谈一个吹一个。

　　要是没离开卷烟厂，月工资应该是现在的三四倍，生活就会不同吧。那时我跟呼格吉勒图最大的梦想就是能从卷烟厂转正，如果没那事，我们肯定是第一批转正的。

　　新京报：会觉得生活中的不顺心多多少少都跟这案子有关？

　　闫峰：多多少少吧。人可能都这样，会想很多如果。如果当年没经过那里，如果当年不去报案，人生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当然如果没有这个案子，呼格吉勒图也好，我也好，都会遇到生活里的烦恼，也可能没那么成功，但好歹他是活着的。

　　新京报：性格呢？

　　闫峰：我本来就很内向，不太爱跟人打交道。这案子之后就更不愿意了，我变得很胆小、怕事。说起来你可能不信，这18年，我去过很多地方，换过很多工作，但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吵过架，遇到事就躲，再也不会往上冲了。

　　再有就是怕跟警察打交道，呼格吉勒图的案子让我彻底怕了。我见他最后一面他蹲在地上被铐在暖气片上的样子，我还记得。我也清楚地记得，警察审我时我亲眼看见自己两条腿都在哆嗦。那种恐惧一直伴随到现在，不想跟警察有任何接触。

　　我也不知道去怨恨谁

　　新京报：会因为呼格吉勒图的案子特别关注一些冤假错案吗？

　　闫峰：河南那个赵作海的案子我记得很清楚。跟呼格吉勒图一样，也是屈打成招，受了很多罪。但是好歹他的命还在，命还在，他就是幸运的。

　　新京报：关注那些案子会有哪些想法？

　　闫峰：没有特别的，就是看看，真正身处其中，你就知道你什么也改变不了。有时候会想，为什么呼格吉勒图的案子要等那么多年。还会想一个人还有与他相关的很多人的命运就能那么轻易被改写。

　　新京报：对你来说那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无形的？

　　闫峰：是。我的痛苦肯定远不及他的家人，但卷了进来，这十几年的生活莫名其妙就会跟这个事情有关系。我现在还在看当年看的一些电影，生活在以前的圈子里，因为这样可能从心理上来说觉得比较安全。

　　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在玻璃厂，每天进车间头顶上就悬着好大一块玻璃，玻璃这东西，只要有点裂纹就会碎掉，我就每天战战兢兢的，后来就不干了，其实真的发生了吗？没有，但那种恐惧一直伴随着我。

　　新京报：心里会觉得因为这件事或者一些人，生活被毁了而去怨恨吗？

　　闫峰：我早记不得当时那些警察的脸了，我当时甚至不敢看他们。我也不知道，在呼格吉勒图这个案子里，究竟哪些人昧了良心撒了谎，最后造成了这一切。说白了就是去怨恨，我也不知道去怨恨谁。话说回来，恨有什么用呢。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内蒙古呼和浩特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