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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反腐可提升经济效率(1)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反腐肯定影响短期经济增长,但对提高经济质量、提高经济效率是好的

2014年12月02日 星期二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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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如果经济增速继续下降,政府可能会因为“定力”不够而采取强刺激政策。 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 人物简介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中国金融40人论坛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曾任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巴克莱董事总经理、亚洲新兴市场首席经济学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项目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政策、金融改革与国际金融。

  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速同比增长7.3%,降至五年来最低水平。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说中国经济暂别最坏时刻,但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随后公开表示,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还没到。

  对于有观点称,经济下滑有反腐的贡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黄益平认为,反腐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两个问题。反腐是改善效率、提高质量,以及改善政府运行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增长目标定在7.5%仍然偏高

  新京报:中国经济第三季度的增速降至五年来最低水平,房地产下滑、PPI涨幅连降31个月。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你是怎么判断的?

  黄益平:我对今年经济总体趋势的看法是,政府一直在以微刺激或者定向宽松来保7.5%的增长。但是政府每一次微刺激的手段放松一点,增长速度就往下走,这可能意味着经济自我稳定的速度在现在的增长目标以下。下一步会怎么样,我觉得主要还是看政策。

  新京报:你认为现在的“稳增长”对刺激政策有很大的依赖,如果没有“微刺激”中国的经济会更差?

  黄益平:我并不反对微刺激,任何政府都会采取一些宏观经济的手段来稳增长。但问题是政府要花多大的力气?所谓的“稳增长”,就是在增长速度比较快的时候往下压一压,增长速度比较慢的时候往上抬一抬。但现在的趋势看起来是政府一直在往上抬。如果抬一两个季度经济稳定了,那就很好,但如果准备抬一年两年,一直抬下去,那说明目标可能定得偏高了。

  新京报:你认为定多高合适?

  黄益平:我不用增长潜力这个词,用趋势增长水平这个词,就是政府什么也不干看经济可能是个什么样的增长速度。我觉得肯定是在7.5%以下。

  新京报:有人说现在中国政府微刺激变成中刺激了,你怎么看?

  黄益平:一方面来看,政府现在跟四万亿的政策比已有巨大进步。首先,政府已经试图接受相对偏低的增长,原来政府觉得“保8”一定是要保的,但现在已经能接受7.5%,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已经下移。第二,采取的政策措施也比以前谨慎多了。以前是举国保增长,而现在的微刺激、定向宽松或精准滴灌,都是有限度、有选择性地支持,但另一方面,现在不确定的是政府下一步要做什么?因此,可能就会有人担心微刺激做多了就变成了强刺激。过去政府都在一直表明微刺激不会变成强刺激。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很好。但以后是不是会定力不够,采取更多的措施,这种风险是存在的。

  新京报:定力不够是什么?

  黄益平:就是增长速度下降到7.3%、7.2%、7.1%,就扛不住了,然后再来一轮大的刺激。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我觉得肯定是有的。但现在不能说一定怎么样。我的理解就是说政府现在蛮担心的。

  新京报:有许多学者说6%-7%其实是可以的,从长远来看也会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为什么政府一定要7%到7.5%?

  黄益平:通常说的是三点:第一,会不会导致比较多的失业,如果有失业社会就不稳定,政府不愿意接受;第二,现在的金融风险已经很多,如果增长速度进一步下滑,会不会出现更明显的金融问题,局部的或者系统性的;第三,担心投资者信心,增长速度下滑,不管是在资本市场,还是在实体经济,如果他们不投资了,说不定经济就会出现更大的滑坡。

  反腐只影响短期经济增长

  新京报:近期央行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定向宽松措施,用总量货币政策来调结构,对此你似乎有不同看法?

  黄益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宏观政策。想要依靠宏观政策来解决结构性问题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也赞成在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考虑一些结构性因素。比如说现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瓶颈,像能源供给,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社保比较落后等,在采取财政扩张的时候适当考虑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是比较合理的,但不能主要依靠宏观政策,这个次序不要打乱。另外,即便在宏观政策当中能够考虑一些结构性的因素,财政政策的准确性也比货币政策高很多。

  新京报:为什么?

  黄益平:因为货币政策是通过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流动的,而不是由政府直接实施。如果要依靠货币来支持本来钱流不到的地方,除非给予特殊补贴。比如现在经常说要增加流动性,让银行给中小企业、三农企业提供贷款,那就应该先搞明白,银行为什么不愿意贷给这些企业?无非就是风险比较大,回报比较低。如果中央银行给这些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就不用考虑风险问题,如果政府给银行三个点的补贴,就能填平回报低问题。但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变成财政政策了。而且银行要做精准滴灌也比较困难。第一,很难选,会变成一个主观判断的问题;第二,钱下去了,企业能不能用到也很难说。

  新京报:有人认为今年经济增速下滑,有大力反腐的贡献。现在看明年政府反腐工作会继续,是否会继续影响经济增速。

  黄益平: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反腐肯定影响短期经济增长,但对提高经济质量、提高经济效率是好的。至于增速下滑会不会引起担心,我觉得要考核的不是反腐的问题,而是减速多少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问题。

  第二,反腐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两个问题。今年已经在反腐了,明年可能还要反腐。简单来说,如果今年的反腐影响了100元的GDP,明年的反腐如果还是影响了100元的GDP,那对增长就没影响。除非明年力度加大,影响了200块钱,这个影响就大了。这个问题我觉得从经济稳定的角度来说是要考虑的,但不是根本性的。反腐是改善效率、提高质量,以及改善政府运行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新京报:你曾经说即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6%,2020年GDP也会成为全球第一,判断依据是什么?

  黄益平:我觉得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比较明显。只要不出现大的系统性问题,只要最后能稳住,中国的增长速度都会超过美国的增长速度,要赶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我甚至都不担心会出现局部性的像金融危机这类问题。不过,即便赶上了,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发展水平其实和它

  (下转B11版)

  新京报记者 林其玲 实习生 向倩芸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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