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反腐可提升经济效率(2)

　　（上接B10版）

　　们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新京报：你说不担心短期之内会发生金融危机，是不担心发生了以后对经济的影响，还是不担心这个事情会发生？

　　黄益平：我说不担心是因为我认为现在政府其实是能够消化这些不稳定的问题，包括银行坏账，地方融资问题，国有企业，信托产品等等。万一它们出了问题，政府是兜得住的。因为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大概就15%。我们国家现在金融风险的问题更多的是流量的问题，不是存量的问题。存量的问题，它是有能力去消化的，但是如果流量没有停止，以后这个压力会更大。

　　资本账户开放应有先后次序

　　新京报：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300多项改革中，你最关注哪一项？你认为哪几项在2015年亟待突破？

　　黄益平：在所有的改革中我最关注金融改革，一是跟我的研究兴趣有关，二是我认为下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在于要素市场的开放，因为过去三十几年改革的一个基本策略，就是产品市场全面放开，要素市场持续扭曲。而在所有要素市场扭曲中，金融市场的扭曲最为普遍，也最为严重。三是因为既然要走向市场化经济，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是必不可少的。2015年还需要突破的领域很多，最看不清楚但也至关重要的有国企改革与土地改革。金融改革的大方向很清楚，但什么时候改、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似乎并没有形成共识，这些也还有待突破。

　　新京报：你观察这一两年，哪些改革是做得比较好的？

　　黄益平：力度最大、最直截了当的就是减少行政审批。这项工作从李总理上任后就开始在做，动作也非常快。此外，财税改革动作也比较快，尽管有争议，但方案出来后就很快推下去了。像户口制度、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和松动也比较明显，我觉得（明年）应该说有比较大的进展。

　　新京报：你一直认为金融改革是此轮深化改革的核心，那么金融改革进展如何？

　　黄益平：金融改革争议比较大。大家都觉得要进行金融改革，央行的方向也比较明确，但到目前为止，进展比较慢。可能是因为现在经济下行，政府对金融改革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怎么改、改多少、怎么协调，没有形成共识。

　　新京报：关于资本账户开放，你觉得是到了一个可以开放的节点了吗？

　　黄益平：可以逐步开放。但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先后次序的问题，利率还没市场化，地方融资平台问题那么大，如果放开，（企业）不向国内借，都跑到国外借，那怎么办？第二，还需要有一些条件，比如监管能不能跟得上，以后会有许多其他的风险出来。简单来说，放开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你可以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坏处就是会带来新的不稳定。新的不稳定如果处置不好就是新的金融危机。

　　新京报：有学者担心央行将资本账户开放了，但中国的经济增速达不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投资者信心会下降，资本外流，最后形成金融危机。你怎么看？

　　黄益平：直接投资可以放开，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长期投资，不是短期的投机性的投资。但是要谨慎开放不意味着全部放开，不管制了，在很多领域还是可以管制的，证券市场投资、金融创新产品投资，包括银行跨境信贷流动，都可以有所管制。在经济不稳定的时候，适当地放慢开放的步伐，我觉得是合理的。即便到真正完全放开之后，我觉得对短期资本流动也是要有一些限制的。

　　国企改革重在管资本和去行政化

　　新京报：你之前说过中国深化改革的核心是金融改革，前提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为什么这么重要？

　　黄益平：如果国企做不好，软预算约束不改变的话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会影响金融风险，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它可能也是一个内生的。如果它一直做不好的话，那政府潜在的财务负担会不断上涨。毕竟对一个国家来说，最终还是要看政府本身负债是多少。

　　新京报：按照你的观点，国企到底应该怎么改？

　　黄益平：政府首先应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的出资人，而不是上级或主管单位。从以前的管人管事管企业转变成管资本。我倒不是很介意政府在一些企业做大股东，但政府要把自己只当成大股东对待，大股东的影响的确要大一些，但要把目标搞清楚，大股东是出资人，最应该关心的是资产的回报和企业的发展，而不是官员的想法或政府意向，这是根本区别。我觉得最终落实到企业层面，是两个事情，一个是管资本，第二个就是去行政化。

　　新京报：现在政府的很多政策其实是考虑到民众意见，按照你的观点，政府不需要再考虑舆论了吗？

　　黄益平：有一些企业政府完全放开当然是不行的，像水电、公共交通这些项目可以采用PPP模式。即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并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具体做法就是政府限定价格，公交车不能随便乱涨价，政府给予一定补贴。但我们过去的做法就是直接让政府的企业来负责运作，把补贴变成无底洞。你不知道它到底需要多少是够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想要依靠宏观政策来解决结构性问题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也赞成在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考虑一些结构性因素。

　　资本账户可以逐步开放，但放开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你可以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坏处就是会带来新的不稳定。

　　政府应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的国企出资人，而不是国企上级或主管单位，其角色应当从以前的管人管事管企业转变成管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