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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刘瑜:一个作家的分裂自白

2014年12月06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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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欢》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7年1月
《观念的水位》

版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年5月
《民主的细节》

版本: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6月
《送你一颗子弹》

版本:上海三联书店 2010年1月

  用感性的眼光看刘瑜,仿佛她是一棵笔直生长的绿树,这棵“智慧之树”有一点慧黠,有一种蓬勃,输送给公共空间更多清新的氧气。

  在读者眼中有两个刘瑜——作为文艺女青年的刘瑜,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刘瑜。早在时评文集《民主的细节》出版前,刘瑜就已经被称为“传奇网络才女”。她在留学生论坛上连载发生在纽约的爱情小说,被读者拿来和亦舒、李碧华比较。专栏作家黄佟佟甚至在2006年时就做出如下判断:刘瑜奇特的写作风格与华丽的意象让人难以忘记,这异于常人的才华,如果没有意外,必然令她成为未来五年最出色的女性小说家。这句话她只说对了一半。

  小说书写

  从开始到结束

  3年后,刘瑜凭借对政治话题的专业剖析和生动解读,成为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是她没有再写小说,甚至拒绝小说集《余欢》的再版和电影改编。“说得难听点,就是个小女孩无病呻吟的东西,没有太大的价值。当然对我个人来说是有历史价值的,但不太合乎我现在的状态和心情。”刘瑜如是说。

  《余欢》中的第一篇小说叫《孤独得像一颗星球》,是关于三个女孩的爱情故事,让人联想到美剧《欲望都市》。文笔活泼幽默,充满调侃。比如描述三位主人公——她们有过的男朋友分别是3个、2个和0个。她们平均每哭一场的间隔分别是3天、5天和4天,但平均一天微笑的次数是29次、15次和138次。她们的政治立场分别是“自由主义”、“什么他妈的政治观”和“我希望熊猫永远不灭绝”。她们的理想分别是“一个悄悄在夜总会唱歌的著名学者”、“Max Studio总裁的情妇”和“12个孩子的奶奶——这12个孩子的头发要有各种颜色。”

  当时的刘瑜,把写小说当作是学术生活的一种暂时出离,“写小说对我来说是一个兴趣和爱好,从来没有一个成为职业作家的人生规划。当时有一些空闲时间,在网上看到别人写,觉得我也能写,就这样开始了。”

  《余欢》里的两篇小说,语言风格截然不同。《孤独得像一颗星球》,完全是短句,语调灰暗,读起来有种在巷道里迷路的感觉。《那么,爱呢》,长句多,而且语言浓度高,是子弹笔直向前飞行的感觉,读起来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刘瑜认为,这和自己的个性有关,“说得好听点,是丰富;难听点,是分裂。我觉得精神分裂让我获得了更多的精神自由,我是个对自由很贪婪的人。”而正是这种对自由的追求,让刘瑜的写作方向在偶然中再一次转向。

  专栏写作

  从启蒙他人到自我启蒙

  因为朋友的约稿,当时还在美国念政治学博士的刘瑜开始为国内的杂志撰写专栏。她的题目大都是有感而发,出于一个异乡人在近距离观察美国社会时的新鲜感。她对美国的电视节目天天在骂总统感到奇异、对美国的前司法部长跑去给萨达姆做辩护律师感到奇异、对一些老百姓自发掏钱买偏贵的咖啡以支持巴西的咖啡农感到奇异、对美国首富巴菲特抱怨自己的收入税交得太少了还是感到奇异。她试图在政治体制的框架下来理解这些“奇异”,于是这些小故事成为了民主社会的脚注和观察窗口。

  《南方周末》在2008年把刘瑜评为年度专栏作者,在致敬语中称赞:“在专栏精英化的时代,深刻并不稀缺,深刻且好看才更为难得。刘瑜润物细无声的写作无疑已达此境界。”相比于其他论述民主体制的作品,刘瑜的文字更生活化,注重从细节、从权利的实际运行出发去谈论“民主”这些大话题,而非从意识形态出发去做判断、论是非、发感慨。谈到个人写作风格的形成,刘瑜表示,“当时并不是抱着写一本书的目的,就是生活中观察到的一些零零碎碎的小故事,编辑也没有任何要求,写着写着才觉得有可能变成一本书。”

  这些“零碎”的故事在2009年结集出版,成为《民主的细节》。在几乎没有任何营销活动的情况下,半年内加印8次,成为年度畅销书。还在国外的刘瑜被贴上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标签,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启蒙者和“民主女神”。2010年夏天,刘瑜在北京做了第一次读者见面会,场面的火爆出乎她的意料。但是刘瑜的写作速度并没有加快,只是在4年之后推出了另一本专栏作品结集《观念的水位》,并在后记中表示,自己将暂停专栏写作。

  对于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微博、专栏是个人观点传播的重要渠道,刘瑜却选择将其一一关闭,“所谓的启迪民智,这并不是我写作的主要想法。我也不认为任何人需要背负对公共议题发声的义务。如果说写作真要有一个目的的话,那还是自我启蒙。写《民主的细节》和《观念的水位》,让我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对一些事情的运转逻辑有了新的发现,这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但是目前,专栏这个形式对于我想表达的东西有一定的束缚,而学术论文是个更适合的文体。”

  “业余”作家

  从“偷情”到真心

  从哥伦比亚大学到哈佛,再到剑桥,刘瑜一直走在一条正统的学术路线上。她说自己对于写作没有规划也没有野心,更多的是出于文学青年的爱好和自娱自乐,这让她写得很自由。

  在一个公共论坛上,刘瑜谈到女性写作,认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女性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都是恋爱专业户,这种对自己精神世界的特别关注,让女性作者在起步的时候倾向于写作爱情故事,写的东西或多或少有一些自传性质,“当一个人有写作的兴趣但又没受到很好的文学训练的情况下,从自己写起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虽然对我来说是一个弯路。”

  在早期出版的小说中,刘瑜曾在后记写道,“异乡的冬日,似乎仅此一点,就足以成为写作的理由。更何况我对自己进展缓慢的毕业论文,开始感到厌倦,需要为自己的无所事事找一个更高级的形式,所以想到了写东西。开始写的时候,只想写个短小精悍的东西解闷,后来写着写着,竟然拉长了,成了一个中篇。”

  正是接踵而至的意想不到,让刘瑜跳出了网络写手drunkpiano(醉钢琴)的身份,跳出了那个名为“情书”的博客,跳入了公共写作的舞台,用政治学掀起一阵民主启蒙的旋风。起先,刘瑜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具有文学特色的愤青”,“到底文学是我的正房、政治学是我的二奶,还是相反,这个事情,她俩还在头破血流地掐着,难见分晓……”。但现在,文青的身份已经彻底冬眠,专栏化的公共写作也无法继续承载思想的重量,刘瑜给自己的作家生涯划定了学术写作的新路线。

  刘瑜曾说,写作从来都不是她的正业。只是为生活所烦躁时,就跑过来透透气,像是偷情。但偷了这么多年,偷到了坚贞的境界,也算是有点真心。这真是一个作家最分裂的自白。

  B02-B03版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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